因为一个差评帖，我当了一回“文化杠精”

打片我因为一个差评帖，我当了一回“文化杠精”

本文首发公号“胡扯酒肆”

（简书有图文删减）

前几天刚看完《寄生虫》（又名《寄生上流》），其实很想写点什么，但此时我正处于一个糟糕的写作状态，因此迟迟未能提笔。

而促使我写下这篇影评的契机是，某日在浏览某直男论坛发现，有个帖子直指该片的质量不仅撑不起豆瓣8分以上的高评分以及戛纳金棕榈，甚至给它盖上个“不合格”的印章。而LZ所给出的理由是“整个片子有许多地方有严重的逻辑硬伤”，并举例了一些论据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比如“男主人作为精英怎么可能这么傻白甜”“没接触过上流社会的底层母亲怎么可能成功作为保姆将主人一家照顾得妥帖”等等。

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帖子的时候，内心的情绪突然喷涌而出，体内的文曲星之魂忽然觉醒，为了表示对LZ观点的反对，一不小心洋洋洒洒写了近千字，然后想着这么多字放到论坛里也是视觉污染，不如把内容扩充一下，干脆写个影评吧，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诞生。

首先，我想说的是，虽然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电影质量如何每个观众心中或许也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你当然可以给它差评，可以认为它的评分虚高以及质疑戛纳评委的眼光，这些完全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某些剧情逻辑的不严谨性而对此片进行全盘否定，我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

为什么？因为这种社会现实题材，我们关注的侧重点应该是电影表达的立意。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首要作用是为满足导演的表达需求所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是可以允许存在其它方面出现“可控范围内”的瑕疵的。毕竟任何作品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肯定会有所妥协，没有任何作品是完美的。

判断这类电影是否成功，我认为更确切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导演能否通过电影这个载体将自己对社会的思考成功地向观众表达出来，电影是否有足够能引发观众共鸣和思考的“内容”，即，看完后观众的脑海里“能留下什么”。

那么，电影剧情逻辑重要吗？对于《寄生虫》这类采用线性叙式手法的影片来说当然重要，你不能用一个混乱的剧情去承载你的立意，这首先在观影体验上就是不合格。但这部电影整体故事逻辑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至于那篇帖子LZ提到的“男主人作为精英怎么可能这么傻白甜”“没接触过上流社会的底层母亲怎么可能成功作为保姆将主人一家照顾得妥帖”等质疑，先不说这些质疑是否正确，即使是正确的我也认为这只是关于常识逻辑的小问题，不是太影响主线发展，是属于前面提到的“可控范围内的瑕疵”。

那么，在“主线逻辑大致正常合理”这个前提条件下，按照我前面的标准来看，抛开是否值得豆瓣高达9分左右的高评分及是否值得拿金棕榈的争论，在我眼里这部影片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是“有内容”的。何以见得？——即便看完电影数日，但脑海里依然时不时地跳出一些片段让我反复琢磨其背后的深意。

虽然都说“人生而平等”，但我们会发现，这更像是类似于像“共产主义”那样，是人类所追求的究极目标。因为现实社会就是“人分三六九等”，我们无时无刻都难感受到“阶级”的存在。《寄生虫》从宏观角度来看展现的就是贫富差距及阶级固化的问题。虽然同类题材的电影很多，但《寄生虫》比一般电影呈现了更多的细节与真实性。比如开头一幕主角一家的儿子基予在房间里各处搜索隔壁咖啡厅的信号就把我震撼了，即便国籍不同，但同为“底层阶级”的我，居然产生了感同身受的窘迫感。

特别是影片里两个阶级所处不同境遇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暴雨来袭，水顺着地势高的富人豪宅流到了地势低的主角一家的半地下室，主角一家（除了在朴社长家的妈妈）都在拼命救灾，朴社长夫妇却伴着雨声“激情”过后沉沉地睡着了。

一边是主角一家和更为底层的保姆夫妇为了获得“寄生权”互相伤害，一边是富人一家在生日派对上与穿着华丽礼服的朋友谈笑风生。

富人一家外出，主角一家成为豪宅的短暂主人。父亲基泽和母亲忠淑在豪宅里准备午睡，看到儿子基予在花园的草地上躺着晒太阳，于是提醒了一句：“儿子快回屋吧，外面热。”基予身体没有行动，嘴上淡淡说了一句：“我在自家的花园里晒太阳，很享受。”或许正是因为长期住在阴暗潮湿狭隘的环境，基予才会如此留恋这份开阔明朗，不舍离去，甚至臆想自己是拥有它的主人。

正是因为这种鲜明的贫富差距，才会让主角一家萌生出“寄生”到富人朴社长家里的想法。

假装高材生的基予想利用朴社长女儿多蕙对自己的好感，指望着通过入赘的方式进行完全寄生。

我认为奉俊昊值得好评的一点是，他并没有让角色陷入脸谱化的刻画。主角一家虽然是弱势群体，却并不是正面人物，他们为了寄生到上流社会而不择手段。而富人朴社长一家虽然是高层阶级，却在电影里大部分情况下展现了自己的“善意”。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在展现阶级问题的同时更深挖了人性，使得故事更加立体而真实。

说到善良，不由得想起了电影里的那句台词：“不是有钱却很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

其实当初看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我回放了好几遍，愣是没看明白。直到有一天，突然想到中国的一句俗语，叫“穷山恶水出刁民”，瞬间就想通了。虽然这句话看上去地域歧视满满，但抛除主观恶意之后描述的却是残酷的客观事实：没有资源，生存坏境恶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不择手段。“穷死恶水”的人民并非故意想当“刁民”，就如同电影里主人公一家也不是故意想着“寄生”，但他们在糟糕的客观条件下（由一系列意外造成）确实没有许多善良的资本，有的，更多的是“我知道做这事不对但却不得不去做”这种对宿命的无力感。

如果“刁民”们出生在富庶地区，主角一家的蛋糕店没有倒闭，那么他们对于善恶的选择是否会截然不同？（同时我也发现之前之所以自己看不懂“不是有钱却很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是因为从小到大还没真正遭遇到生计上走投无路的情况，所以缺乏一颗同理心。）

甚至，我们还可以将这部片子作为一个教育案例，来探讨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就主角一家来说，两个子女工于心计的性格离不开父母的影响，比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寄生富人家庭这种做法，竟然没有一个人质疑这种做法的正确性。

而反观富人一家，富人夫妇在众人面前展现着一副阳光正面的形象，但这更多是他们塑造的一个“伪善”人设而已，私底下的他们肮脏不堪（除了背地里对底层阶级的各种嫌弃，对于阶级的“界限”异常敏感，变态的性癖好也是一个明显的表征）。所以回到开头那篇帖子的质疑，男主人（即朴社长）是傻白甜吗？显然不是。

而小儿子多颂则从小就从朴会长夫妇身上学到了这份“虚伪”，为了讨好父母而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艺术天才”的人设。如果朴社长夫妇的善良是表里如一的，那么朴社长或许就不会死，多颂也能够获得更健康的成长。

可惜没有如果。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在生日派对上，基泽杀死了朴社长，而自己的女儿也被管家老公所杀害，寄生计划正式宣告流产。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有这样一个思考：

假设主角一家能够按照计划“寄生”上岸，他们就能真正摆脱底层阶级做上等人吗？

我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即便“寄生”上岸，主角一家只是拥有了成为上层阶级的“硬件”，最多让自己生活好一点，但是“软件”方面却是一片空白——诸如格局，能力，品味，交际，阅历等等“软件”，远未达到上层阶级的门槛。并且，这些“软件”并不能靠短期内的突击进行弥补，更多的是来自优势环境下的长期熏陶，所以主角一家也无法真正融入上层社会。他们虽然套着上层阶级的“壳”，里面装着却是一颗底层阶级的“核”。

你看，我们并不会认为“暴发户”“土大款”“低俗网红”是精英人士，因为他们的成功带有强烈的偶然性。“暴发”“土”“低俗”这类带有调侃讽刺意味的底层标签，就像电影里的底层“气味”一般，不靠“软件”弥补，是根本无法消弭的。光靠“投机”来打通固化的阶级，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别说“寄生”上岸本就不可能，因为“气味”会暴露一切。

结合开头对于《寄生虫》电影评价的争论来说说我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个人看法：我认为这类电影并不是单纯地“赚票房”那么简单，它天生就自带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即，影片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投射。

有人说这类电影实质上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只是“呈现”问题却没有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但是你要知道，在现实世界里，不管有意无意，有些事实被掩盖，有些真相被隐藏，大家都生活在表面上的“太平盛世”。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实类电影的“呈现”就显得异常的难能可贵。它就像一把手术刀，剖开社会的肌理给大众看。

“提出解决方案”向来不是，也不应该是一部社会题材电影所必需具备的功能。但是，这类电影的重要意义在于，运用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工具来呈现问题进行舆论发酵，是能够让“真正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引起重视的：《熔炉》放映后，韩国政府为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陆续修改和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我不是药神》放映后，全国19个省市将格列卫纳入医保的同时，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也就是说，一部好的社会题材电影，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这就是它们所能够带来的，最重要的价值。

而《寄生虫》则告诉大众，即便像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些由于各种不幸而走投无路的底层群体，并且这些群体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很容易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例如影片中主角一家和管家两口子为了寄生权的争夺而闹出命案），而这，会不会促使韩国政府注意到这个人群的存在进而出台措施为这类群体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