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城市，几乎千城一面，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样：古城古镇渐渐被同化，变成了浙江义乌小商品集散地；城市中诸如万达、新世界一类的商业城，内部设置几乎完全一致，男装女装母婴吃喝影音一条龙，闭着眼睛走进去都不会迷路；城市建筑设计趋于宏大、追求统一，住宅楼就是摆火柴盒，沿街商业牌匾搞得整整齐齐。生活在城市之中的我们不禁要问，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吗？以前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生于成都的澳门大学历史学教授王笛，用文字和图片再现了清末民初成都街头的生活日常。他写的《消失的古城》一书，用一个底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待成都的变化，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我们，在成都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哪些东西消失了，哪些东西发生了改变，并在书的最后提出城市建设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怎样才能保存住一个城市的特质？”
《消失的古城》图书封面
一、什么消失了？
汉字的构成，把“城市”这种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形态表达的一清二楚。《古城笔记》一书中讲到，古代的大篆文字，“城”字是由“土”“鼎”“戈”三个符号组成的，意味着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建立起政权，靠武装来保卫生存；“市”的大篆更简单明了，就是画了店招和幌子来表示，即市集、市场。所以最初的城市，大抵是因为军事防御、商业活动才建造起来的。随着城市政权建立和商业活动的展开，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开始了日常生活，也留下了种种气息。
《消失的古城》一书开篇就阐述了成都的这种市井生活气息，即成都的“味道”：方言、饮食、市民文化、街头的小商小贩、邻里间的关系、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所有这些“味道”共同构成了成都这个城市的特质。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逐步消失的，也恰恰是这些曾经的成都“味道”。
01 / 邻里间信任关系的消失
《消失的古城》一书讲到成都清末民初时的邻里关系，是这样描写的：“如果家长有事出门，可以放心地把小孩交给邻居看管；上班的人经常把钥匙交给邻居，便于家人回来进门……他们和附近的劳工、小贩也很熟悉。小贩在门口卖东西吆喝，他们也不会感到厌烦。”为了照顾里屋的采光，沿街住户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很多小孩子就在街头玩耍，有时候放学路上还会往别家大门里一探究竟。那时候，邻里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谁家吵架了，谁家的住户生病了，夫妻关系怎么样，谁家正在为什么事发愁，天长日久，这些事情邻里之间几乎了如指掌。
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挑水夫”的事情。书中讲到，成都没有通自来水以前，每家每户吃水都要靠挑水夫挨家挨户去送，而结算方式非常简单：“一个挑水夫负责华兴街一带几十个家庭，总计约百多人的用水。每挑来一桶水，他就在主人的大水缸上画一笔，五笔就是中文的“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桶水。到月底，每家的水费按“正”字的数量收缴。”挑水夫和用户之间相互信任，靠着最简单的方式打着交道、做着买卖，却从来没有在支付问题上出现过混乱。
《消失的古城》：挑水夫
让人感慨的是，“挑水夫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是一种与邻里和社区联系的途径，比如帮助老人或有病灾的人家做杂务。”挑水工与用户之间相处的关系，充分反映了当时成都“熟人社会”的图景，不仅是邻里之间互相信任，即使在小商小贩、挑水夫这样的陌生人之间，也同样维持着基本的信任。
其实，老舍的小说中，也描绘过北京在同时期的状况。比如在小说《离婚》中提到的，有人要到乡下接媳妇和孩子到城里来，这时就会有同事帮忙张罗租房子、置办家具，同事还兼顾着街坊邻里的做媒相亲介绍人的角色。主人公搬家到北京的当天，东西还没有收拾停当，邻居老太太就会主动把自己家的热水提过来，还会主动问询收拾杂物、看小孩子一类的事情。可见，这种质朴民风，是清末民初时邻里关系的缩影。道德感、熟人之间的口碑、街坊邻里的评价，几乎就是当时对一个人行为的所有约束了。
《消失的古城》一书讲到，这种邻里之间信任的关系和状态基本维持到改革开放后城市大拆迁之前。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城市居民逐渐搬出了旧平房，住进了高楼大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加了钢筋水泥的阻隔，自然也没有了当初的熟络。80后这一代人大概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生活环境和邻里关系的变化，小时候我们常常在同一个大院里玩耍，而在今天，同住一层的几户居民，每天上班下班匆忙往返，日常几乎不打交道。除非发生大事，有时候甚至几年过去了都不知道对面住的是什么人。“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可能只有在某家漏水、装修等影响到周围人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社会新闻中常报道的那种“租户足不出户，每天在家里吃外卖，方便餐盒扔到堆满了整个屋子，直到突发疾病死亡几个月后房东上门收租才被发现”的新闻，搁在以前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
02 / 底层民众对公共空间使用自由的消失
“在传统中国城市，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通行，但人们也普遍把其作为自由市场和休闲空间。”《消失的古城》讲到当时的成都，“街头文化”比较盛行，居民的娱乐活动、商业行为几乎都在街头发生，底层民众也一样能够在街头找到存在感。
“普通市民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由于缺乏官方控制，街头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书中谈到小商小贩，讲到当时成都商贩经营的方式分为行摊、坐摊和地摊，那时候没有城管，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的经营都不会受到什么约束。“街头不仅是市场，实际上也成了工匠手工场。无论是在街角还是街沿，工匠们都可以制造产品就地出售。”“人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街头，没有限制，人们摆摊设点，牛马车、轿子等自由穿行，农民早晨挑担进程买货，晚上出城，街头就是他们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世界’。”
“如今在中国城市的公共场所，大妈跳广场舞随处可见，但是这种在公共空间休闲的方式，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事实上，从成都当时的街头娱乐活动就能看出，大家喜欢聚集在市场、空坝、街角、桥头以及庙前、庙后等地找乐子，观看娱乐表演、斗蟋蟀、打麻将、看民间艺人杂耍等等。在街头巷尾或简陋的茶馆，人们都可以找到廉价的休闲方式。据《消失的古城》一书介绍，“晚清成都有六百多个茶馆，六百多个理发铺，这些加上街头巷尾，便是人们社交和传播小道消息的好去处。”
不仅如此，当时公共空间对底层民众的接纳显得更为宽容：妓女有专门的街道供她们招揽生意；乞丐不会因为影响市容市貌被随时驱逐，可以随意地在街头活动。作者重点谈到乞丐的例子时提到，当时的社会提倡救济和帮助穷人，有时候，一些人家涉及挖坑、埋尸、找私生子、埋死婴等事情，会到街上直接找乞丐头目拉人来做。乞丐也会给知县或省府要员的随从扛旗，各家的红白喜事经常可以给乞丐提供一些挣饭食和小钱的工作。
现代化的今天，虽然城市建设了很多公园、广场供市民开展休闲娱乐活动，但是小商小贩已不能再随意摆摊。乞丐虽然存在，但也不会大批量的存在，也不会有人越过中介去找街上的流浪乞丐来干活。孩子们没有大人的看管，也不可能在街头随意的玩耍，曾经一些因为生活条件差而在成都街面上长大的“街娃”，在如今人口贩卖的严峻现实下，也是再不可能存在的。
03 / 传统特色建筑的消失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地很多古建筑与文化风貌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有些“乡愁”不明不白地就被拆掉了，导致人们越来越难找到对故土的认知和精神归属，成都也不例外。王笛教授在《消失的古城》一书中提到，“跨入21世纪以后，大慈寺后面的老街开始被拆除，包括和尚街、笔贴式街、马家巷等，都消失了，在原址上修了一大片仿古建筑。”旧城换新貌，但是这仿造的新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只是旅游经济催生的一股让人悲哀的风气。
“当时包含成都在内的中国各个城市仿古建筑风行，人们对其已不再有新鲜感。某些仿古建筑建成后，备受冷落后空置在那里，一部分最后居然被推倒重做，改走现代建筑风格，这就是今天太古里的由来。”假古董无法激发人们的共鸣，没有对历史的尊重，也不是真正的乡愁，但是那些真正古建的拆除，无论从文化还是旅游价值来看，都是让人十分后悔和痛惜的事情。
“和尚街的消失只是成都这座古城消失的一个缩影。1949年以后，我们眼睁睁地看到城墙被拆了，城楼被拆了，皇城被拆了，九眼桥被拆了，万里桥被拆了……”与成都相比，北京更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的千年古都，直到今天，也是一座保有古都风貌的现代化大都市。当年梁思成保留北京城墙的主张还尤言在耳，然而数十年来，北京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一些古建筑被拆，老胡同消失，古城风貌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二、它们缘何消失？
在当初没有统一管理的情况下，城市自然形成了相应的街道和商业集散地。“刻字匠集中在盐道街，裱画师在藩司街，丝绸店集中在按察司街，会府为古董店，各种铜、木以及瓷佛像有售。”可能有人会问，当年没有政府的集中管理，那人们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城市不会混乱不堪吗？事实上，“过去街道和社区都有自治的组织，包括土地会、善堂、行会、会馆等，担任卫生、防火、治安等职责。”在商业发展、社区关系等各个领域，都充分体现了这种城市居民自治的行为模式。
那么，这种民俗文化、自治模式和传统特色的城市建筑，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呢？答案大概率是城市开始实行统一管理之后。
01 / 城市管理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先是出现了“警察”这个西方舶来品，最初，“在20世纪的头20多年里，由于没有正式的市政机关（成都市政府直至1928年才成立），警察扮演着三重角色，即负责地方安全、进行城市管理、推行社会改革。”
当我们辩证地看待城市管理，就会发现，清末民初的城市，虽然靠居民自治维持着一定的城市秩序，但那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也确实存在着相应的弊端。比如沿街商铺随意倾倒垃圾，导致城市垃圾的随意堆放，街道经常臭气熏天，瘟疫疾病因此而流行；与邻里之间信任的关系相对的，是公共场所的小偷小摸仍然泛滥，仅靠居民的出手制止，维持不了足够的秩序，常常会引起骚乱；火灾问题是城市最大的隐患，节日期间的“火龙”等娱乐活动常常引起大型的火灾，连片的商铺都因火灾被烧得只剩下灰烬，直到警察出现后的成都，才建立起了第一套消防体系。
城市要追求干净整洁、文明发展，要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和安全的环境，必然会伴随着过去一些习俗、文化和观念的消失。同时，随着文明程度的进步，人们对自身需求的满足从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端开始向上发展，逐步从对吃饱穿暖、生存安全等基本的需求，过渡到对自身发展、个人隐私的重视，很多现象的消失大概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必然。
城市公共空间的布局、城市形态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街头文化的演变。“中国现代城市管理的概念，也便是中国城市‘现代文明’，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这个‘现代文明’，在许多中国城市，就是以设立商业中心（当时一般称“劝业会”，或者“商业劝工会”）和公园为起点的。”随着大型商业中心的设立，沿街店铺逐渐被整合到商业展会和商业中心统一经营，城市也就逐渐告别了当初街边店铺林立、街头文化丰富的时代。
02 / 中国式大拆大建的加速
传统文化一直在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推翻重来。如果说城市中一些“味道”的消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比如邻里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人的发展改变了城市，还是城市的发展改变了人。那么，另一些明明值得被留下的“味道”，显然因为城市的大拆大建而加快了消失的速度。
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并在现代化的城市设计理念下诞生了一批看似高端又速成的建筑物群。“大拆”之风所到之处，许多街区纷纷被拆除，速度之快简直史无前例。《消失的古城》一书中指出，“中国古建筑遭最严重破坏并不是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在‘文革’时期，而恰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拆大建时期。”很多生活在古镇、古城中的居民，甚至于城市的管理者，对于这些历史遗存的价值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被称作“古城卫士”的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曾经在《古城笔记》中记录了他在做规划的过程中，听闻某地拆建后，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争取保留历史文化街区和建筑的事情。文明毁灭起来容易，留下就难了。阮教授“刀下救平遥”“誓死护周庄”的事情，也仅仅成为了当时大拆大建洪流中的少数。更多的，像北京、苏州、大同等多地的历史建筑都遭到了毁灭性拆除。
《消失的古城》中不仅表达了对“大拆”的惋惜，也表达了对“大建”的质疑，书中讲到“现在有一种城市审美，什么都是统一，什么都是整齐划一，什么都要宏大（甚至包括一些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楼都建得十分威严）。这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美学”，是从苏联学来的，大广场，大建筑，整整齐齐，宏伟得令人生畏。如果各个城市都是整齐划一的东西，那肯定是一个枯燥的城市。”
一个城市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延续的历史文脉，而建筑恰恰是这个文脉延续的最准确体现。老街区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一种乡愁。如果北京没了四合院，苏州没了园林，安徽没了马头墙，西安没有了古城墙，那么，一座城市究竟还有什么值得记住的文化特质呢？
三、我们究竟想留住什么？
“我最爱去的唱片店，
昨天是她的最后一天，
曾经让我陶醉的碎片，
全都散落在街边，
我最爱去的书店，
她也没撑过这个夏天……”
—— 新裤子乐队《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正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我们想留住的，其实是关于城市的记忆，是一点点回忆，一点点乡愁。传统好像一条路，每一次回头，都会看到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打算往什么地方走下去。而建筑的外表下，藏着不同的故事。读懂了故事，也就读懂了一座城市的“味道”。把城市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这个城市的记忆就以最简单的方式延续了下去。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那么没有文脉的艺术则缺乏生命力。找不到根的城市，又何谈面向未来的发展？
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到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再到保护历史建筑，我们国家对城市历史文化载体的保护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82年我国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开始，至今总计有134座城市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18年）。然而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设立历史文化名城不代表对其实施了足够的保护。而且，更多的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建筑，存在于没有被评为历史名城的城市，对这些历史街区和建筑的保护利用，还远远不够。
作为一名城市规划行业的从业者，常听到有人质疑现在的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是不是规模太大了？对这些老建筑的保护是不是值得？有人甚至认为不如拆掉建新的。其实，中国根本没有大规模保护过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因为真正开始重视古城保护的时候，已经几乎不剩什么古城了。
以最大最完整的北京城为例，北京古城不过62平方公里，而北京建成区面积达1268平方公里，更别说比起整个北京市域约16411平方公里的面积，这点古城面积不过是个零头。南京城区750平方公里，历史街区不到1平方公里。苏州是保存最好的古城，古城面积总共不过14平方公里。保护历史文化建筑正是因为其极度稀缺，是因为这些历史文化的名片已经非常珍贵，国家积极采取的各种措施，也是在努力维护着仅存的一点建筑文化记忆。
在我看来，对历史城区和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不是为了把它们当成古董供起来，建成博物馆围起来，也不是除了“推倒重来”就只能留下“断瓦危房”，而是要更多地在古建中找到值得保留的价值加以改造和利用，所谓“整旧如新、以存其真”。《消失的古城》一书中提到的成都崇德里和耿家巷的改造，就是历史街区保护的成功例子。崇德里“房屋原来的外观和部分结构被保留和加固，但是内部的设备却非常现代化。”可以说是既保留了传统，又符合了现代居住的需求。
国家从历史文化名城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重心的变化，也反映出对欧洲城市遗产保护经验的借鉴。从《阿姆斯特丹宪章》确定的“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步转向到注重“在保护传统中推动城市更新，提高生活品质”。可见，古城的保护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在推动城市更新中恢复城市文化生命力，这样做恰恰是在面向未来。
今年春节时我在杭州，在看到王澍主持设计建造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那些建筑时，我被那种将建筑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的中国山水画构图效果所吸引，也被那些回收瓦片在建筑中重新焕发的生机所震撼。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建筑界诺贝尔”普利兹克奖在授予王澍的评审辞中这样写道：“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就像王澍的作品一样，那些真正基于历史底蕴上的创造性建设，才是在帮我们留住“乡愁”、延续文脉。而民族的，恰恰就是世界的。
参考书籍和文献：
1.《古城笔记》,阮仪三,2013-03,同济大学出版社；
2.《不只中国木建筑》，赵广超，2018-04，中华书局；
3.《关于建筑学的100个故事》，金宪宏，2010-04，南京大学出版社；
4.《造房子》，王澍，2016-08，湖南美术出版社；
5.《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到建成遗产保护》，张松，2019-01-29，中国城市规划（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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