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或文学，不要做成生活（哪怕是苦难生活）的侍从或帮腔，要像做侦探，从任何流畅的秩序里听见磕磕绊绊的声音，在任何熟悉的地方看出陌生。”——史铁生
Green-book
顶着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光环，《绿皮书》自去年三月一日在中国各大影院银幕上映以来，票房纪录不断刷新，也同时引起了巨大关注和热议。影片主要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种族歧视极为严重的时期）一位黑人钢琴家唐·雪梨执意要到带有种族歧视的南方去进行钢琴巡游演奏会，并雇佣托尼（一位意大利裔白人）作为司机和保镖，并在旅途中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而身为黑人的钢琴家雪梨，因为肤色受到诸多不公正的对待，这让原本也带有种族启歧视的托尼对此种偏见深恶痛绝。有人说，该影片里，唐和托尼各自代表着一种肤色的人种，一黑一白，两人之间的交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人种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仍然是在表现典型的黑白历史遗留问题。 然而，《绿皮书》的成功绝不仅仅是靠对此历史问题的重述，那到底，最打动人心和引人深思的关键在哪里呢？是人物！ 为此我们回顾原影片中人物的设定。
唐与托尼
唐·雪梨，天赋异禀的黑人钢琴家，为事业放弃一段良好爱情和亲情的艺术献身者，独自以尊严和才华为武器对抗社会眼光和评价的勇敢者。而托尼，身处白人社会，精通“说话艺术”，善于“解决问题”，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家庭至上，厌恶着黑人。两人看似完全矛盾和对立的存在。可随着影片的深入，托尼惊讶地发现，身为黑人音乐家的雪梨竟然对同样身为黑人的爵士音乐家小理查德、查克·贝里、艾瑞莎·富兰克林等人一无所知”they’re your people”（他们是你的同胞），托尼对他说。可雪梨从小进入音乐学院，训练李斯特，肖邦，贝多芬等白人音乐家的作品，才华和天赋使他成为从其他黑人中走出来，独自走上高地的那个人。他不再那样“黑”了。然而，高地注定了孤独，因为他仍然只能是在白人社会的边缘徘徊，台上，他是纵情的艺术家，是天才，是自由女神；到了台下，他纵然西装革领，仍然被怀疑为小偷，暴徒，是连在演奏的餐厅吃饭资格都不具备的黑鬼。他永远不会“白”，只因为他的肤色。而意大利裔的托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的美国仍然被看做半个黑鬼。他听着黑人的音乐，家境贫困，不修边幅，语言朴素而平淡无奇。他淡化在白人社会的边缘处，半黑半白的出身像极了他所处的尴尬境界。
在这个年代里 我还能做谁
他们都是活在灰色地带的人，弄不清自己的身份，不断丢失又寻找着“自我”。从生活习惯到说话方式，从处事手段到人生信仰，每一次对抗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是一个世界里的我对另一个世界眼中的我的眺望。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大多数人在自己的世界摸爬滚打，风雨几十年后，对于一个极为不同于以往认知的新世界，一开始总是无比的难以理解和接受，如同托尼和唐。他们幽默的对话里饱含着人物内心的挣扎，质问对方的同时也审视着自己。而历经磨难的故事结尾，一个深情的拥抱。“唐和托尼成为了最交心也相互支持的朋友，“你的音乐，只有你，才能演奏”，托尼真诚地对唐说。而唐则告诉托尼，“拳头不能解决所有事，只有尊严，才能战胜一切。”两人被彼此认可的同时也接受和肯定了“自我”，一切问题的答案终究不言而喻，自在人心。
尊严带来信仰的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把关于人本身的意义寻找隐含在了人种、种族矛盾的大背景下，在一个连价值评判标准本身都值得怀疑的时代，让身处黑白之间灰色地带的人，从一个更平等，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更真善美的角度，在不断地碰撞与交融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和价值肯定，也以此引导着整个社会的宁静和思考，渴望将高谈阔论引领为更加朴素的对生命、人格、人生价值的对话，将最复杂的问题在真实的生活中去得到诠释。
在如今，我们看到美国爆发的黑白之间的冲突，这早已经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了，它从未被真正解决过，而在新时代，更是有无数的问题不能仅仅以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标准去评定，同样也有无数身处于各种各样的灰色地带的人举步维艰，他们身陷囹圄，左右为难，在挣扎，也渴望被解放。而惟有历经苦难，惟有冲突后和兼容，惟有更加深刻思索和寻找后的答案，才能带来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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