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怎么就成了新中国呢？——《现代中国思想的起源》读书笔记16

第十五章 总论：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    中国的后发在思想史上表现为，当一战激发起欧洲知识分子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时，中国正在经历它的第一场以确立科学观的霸权地位的启蒙运动，二战时，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对科学霸权及其技术运用的反思也没有兴趣。近代中国社会思想从一开始就面临全球性的关系，“共同体”的问题如此真实，以致它无法通过还原主义的方式归结为个人的具体事务。无政府主义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极为盛行，但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逐渐成为国民党人（章太炎）或共产党人（陈延年）。这种转变的关键不能仅仅从他们的个人动机中猜测，而必须考虑他们是在怎样的世界关系和国内关系中转向。    社会/国家，市场/计划的二元论是资产阶级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与封建国家争夺生存和发展权利的斗争的理论表达。在解释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变时，这种模式解释力有限。那么什么才是合理的解释现代中国的理论呢？汪晖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还是一个进行时，还远远没有达到巅峰和总结的时候。一切的去西方中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在扬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费正清的“挑战—回应”模式之后，中国的学者更愿意去开掘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因素及其发展的可能。在这一方法论的转变中，“内在发展论”与“地方性知识”的观念相配合，导致了从“地方史”的角度寻找现代转变的动因的大规模尝试（像白鹿原小说可看作是其中代表，更宽泛的，临高启明也可以看做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尝试）。而从世界的关系来看，一带一路似乎找到了沿途各国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发展现代化经济。那么文化呢？我们是否能找到现代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后发的，正在工业化的非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至少能提供一些非西方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