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7/29
日本鬼子进村那一年的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正坐在柴火垛上思考着面前低着头屙屎的驴子的一生。这时远处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使我像一个滚下台阶的葫芦那样从坐下的柴火与麦捆上滚了下去，长短不一的麦芒顺着我粗布裤衩上透露着大情操的空隙扎到了我的屁股上，至于产生的后果，正像是坐了针毡之后抬起屁股所看到的景象那样。打这一“奇迹”发生后，我的手上弯曲的五指就不得已对我的屁股“爱不释手”了。
如果在路上遇到某个熟悉的人，而且注定要站着和他聊上半晌的话。那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在嘴里嚷着一句“痒啊，痒啊……”，不自觉地用那手上弯曲的五个手指勾挠自己的屁股。直到这挠得入了神的一幕被那位友人发现，明确地指出来，然后抱以礼貌的微笑，双方就此从容告别。下一次见面倒还是非常要好。我对这一十分得体的现状万分满意，实在不应有什么悔恨，只不过对那任谁带着都不爽的屁股感到羞愧。
在日本人到处嚷着大东亚共荣，我们还服服贴贴地称呼他们为皇军的时候，大街上到处飞着些留着汉奸头、贼眉鼠眼的黑皮子，也就是我们说的狗汉奸。在五六米宽的结实的泥路上他们骑着城里最早的大梁单车到处施展其飞行之神威，这无疑不是我早年对自行车感到抵触的原因——曾经它们被这一群无耻的人骑在屁股底下，然而我已是注定不可能驾驭如此般的器械，甚至连自家的驴子和牛马都几乎无福消受。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里乡下两头跑着到处寻找医屁股的方法。
“按说麦芒这么软的东西怎么能扎到屁股里呢？烂了以后自然不就取出来了吗？亦或是压根儿就不用取了。”住在一个破尼姑庵里的袁郎中口里说着，要从手术台上拿下一把精细的镊子。他眨着那双病怏怏的眼睛，把脸凑到我的屁股前面，他年迈的老脸上白里透红试图表露出一种极高傲的生机来，似乎一抄手就可以从那张塌塌着的脸皮上擤出一大把鼻涕来，这位袁郎中说：“你这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我感到有些可笑，想顺着他的话听下去。可是他什么也不讲了，闷着个头，似乎在对待屁股这件事情上一定要一本正经，虎视眈眈。这种人习惯在这种反常的病例前表现出他们的修养。这和与我在一家乡村小店小酌了两杯酒的秀才口中所述的一样，那个随和的秀才一一列举了几种职业并谈到诸位先生的修养时说：那是亮明了他们对自家的尊重，不然还要人笑话自家这个异端吗？话虽如此，这种氛围却实在让人不好意思，让人紧张到屁眼周遭发痒。如果要我说一句，它本来就已经够痒的了。
那位秀才最后说到，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这当儿我刚想对这老实巴交的秀才进行回忆，袁郎中便用他那只洗净了的老手在我的屁股上摸了一把，我身子往前一拱，从牙缝里喷出了点吐沫星子，想要笑的同时又猛然地想要苦叫起来，仰头我看见了墙上挂的蛛网和窗外庵内的大理石水池，看着在明晃晃的日光中挣扎着的梧桐树的绿荫。在还没有成型的蝉的鸣叫声中，阳春的呼吸与娇馨令人向往。1939年春天末尾，我在一个尼姑庵里被人脱了裤子医屁股。
在这医屁股的空当，我即时想起了建立在我屁股上的一件要命之事。前一周内的某一天，我带着我这屁股在大街上走着，接收到了一个打日本来的西洋人的好意：那个看着40岁上下的穿着普通黑色外套身形匀称，脚上蹬着双高筒皮靴的欧洲人看到我后注视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喜出望外地挥动着他那只之前活动着脖子前的花结的手朝我走来，在道路中间他时而用汉语时而用东洋文向我表明着来意，在他的所有话题中，我始终是印象模糊的，全然听不懂似乎是听不到他在讲些什么，这时候我的屁股又开始犯痒，我心里想着，“究竟是什么问题让这个洋鬼子这么开心呢？”这时候我截住一辆拉着木兜子的马车对这洋鬼子说：你领我到酒楼里喝一杯，我慢慢听听你想讲的是什么。那个欧洲人也听得懂，上了马车兜子里找了一个地方熟练地蹲了下来，我趴到车兜子里。一路里我咬了半路牙关听明白了那洋人想说的意思：先生的走路姿势很有风度，我希望能够认识你，我出自日本话剧团，您仿佛使我看到大和民族的英雄的身影，请容我对你挺起腹部的走道方式表示欣赏，您毋庸置疑是扮演德川家茂的最佳人选。接着对方和和气气地请我进一家上好的酒楼，人家对咱客气咱就得对他客气，我二话没说先喝了个半醉，这个地方我留了个心眼没喝多。后来我明白过来，在他心里我扮个东洋剧里没词儿的将军或大臣一定顶上成。他说打仗的时候演员很难聚齐，找个中国人意在体现大东亚共荣，他算是这么一个团的洋参谋，领着帮东洋艺人到各个前线司令部和县城演戏，就算是起到一丝毫的和谐作用。
我感觉有什么冰了一下我的屁股，回头一瞅，原来是那个老郎中的眼镜抵在了我的屁股上，那眼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戴上去的。这时候我适才想起我也有那么一个眼镜，是我那有点财气的老爹在世的时候给我配的，不过后来兵荒马乱被我给整丢了。说实话，自打那眼镜一丢，父亲一死，我原来生活的状态也就跟着全丢了。袁郎中拍了拍我的屁股说道：“怎么看不到啊？”
“您老轻点拍我屁股，”顿了一下，我又说道：“别着急，要不咱们先不看了？”
“你趴好！”袁老表情不屑地支起腰来，“怎么？趴累了？那就下来活动活动……”他来回活动着那只拿着镊子的手的手踝，疲惫的光线从那里散射出来，那是个长了奇怪的长毛的年老松动的漩涡，又像一个有触手的圆粪蛋。这当儿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嘟囔了一句：这个废院子里的菜园子和水池要是有人整整就好了。
我注意到他把我的话当了耳边风，由于他上了年纪，这倒是完全可以理解。此时我已想告退，便翻下高台，把打理好裤子这一任务以漂亮地系好了裤带而终结。我终于挥了挥手对他说：“劳烦，回见。”袁郎中嗯了一声，把头低低又看向前，我看到他病秧秧的两只眼睛在春光里目炫神迷。
走出尼姑庵，我步行下了土坡，穿过一行老槐树，拦了一辆迎头而来的带木兜的马车。路上我回想话剧团的事儿，意识到我走路应该既不像孕妇，也不像鸵鸟，而大概是自然匀称且不大容易出现的。目前，我在医屁股这件事上好像有点意志不坚了。况且如果很难医的话，再医也就无益了。
七天过去，我在通向郊区的大道的路口站立着，要约见之前遇见的外国人。
“让他给我参谋参谋我这个闲来无事的孤家寡人能不能也搞一搞话剧。”我这样想着。——在偶尔停住脚旋即却又飘起来的短风中，那个四十来岁的洋人朝我走了过来。
我心里这刻想到——“史密斯兄，来了呀！妙的。”却见他背后跟了一个人。是个日本人。
“这位是委派到这的吉野局员，作为文化局的中流砥柱同时也光临我们剧团表演”。
那位参谋没有问候，上来便是这样一句。迎头而来的，还有那位吉野局员的鄙夷的目光。
“太君。”我及时地叫了这声太君，惊觉脖子上正要往外滋冷汗。“太君，您好。”
“你，走一下，照常走就可以。”那位黄发的史密斯叮嘱道。
“直接开始？”我显得有些惶惑，不过见没人回答，那个日本人局员又一直板着脸，我便挺好腹部尽量神采奕奕地走了出去。这一走，少说也有二十米，走完我影影绰绰地留在原地，因为忽然我有所担忧起来:要不要再走回去？
这样做的结果会不会置我于死地？我心里想着，可，不走回去又能怎样，事到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无助地回头凝视，眼睛里泪水呼之欲出的刺痛感代替了一直以来闪耀着的春光的辐射感，我的心一下子空了。
“好的，回来。”我听到了史密斯的声音，他换了一种语调喊到：“这个真是再好不过了！气宇不凡啊！”
有着落了，我心里想着。往回走时我方才看清楚地面上有着一条车轮胎印，感觉自己对地面的触感似乎又变得踏实清晰了。当我回到两人面前时，那位太君已经把自己想说的话传达给了史密斯，史密斯旋即转过身来向着我翻译道:“吉野先生说，你可以穿上戏服。”
我刚刚站定脚，对这位洋参谋的回复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反应，那位姓吉野的太君就一边用冷冰冰的眼神瞅着我一边低着头和西洋人说了些什么。这当儿我还是有点紧张，不过我确定事情已经趋向对我来说好的方向了。
果然，马上他们就载我去了话剧团。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汽车。汽车里松软的沙发坐垫如同玉手，包庇着我的屁股上那变幻莫测的机缘。如果还要我说上一句，那就是我那平时在车兜子里的近乎一流的卧姿没能得以卖弄。
这个话剧团在城北边为日本人做局长的韩先生家的马路对过，这条街道的两边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高层建筑，想不到这条街上已经通了路灯，在形形色色的黄包车与飘舞着彩旗的路灯的颜色交互的游戏中，当我第一眼确定了那一个灰白色的水泥楼便是话剧团大楼时，我明显地看到它的四壁仿佛闪烁着温和的金雾，这成了我俗不可耐的日子里的一个反常的印象。
这楼是用来住人和排戏的，而话剧团本身则有点漂泊不定的意思。那位叫吉野的局员没有说话走进了楼里，我跟上他走进话剧团楼。四下环顾一遭，见灯光却没有那么耀眼，地板和壁纸也有些旧，我感到心安。迎面走来的穿华服的演员中不乏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看到这些，再看到史密斯挂着安详的脸，我适才的紧张都理所应当地化成了一种激动和跃跃欲试感，这是我多年以来不曾有过的。
小逛片刻，我们来到一个摆放着尚等待着演员的服装的角落，在灯光暗淡处有一个宽领戏服，我仔细打量了一番，问道：“我可以穿这个吗？”
“你的戏服在那边。”吉野局员走到摆放着各式长袍的区域，“呶，这些，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我叹了口气，“不少啊……”
很快，我待在话剧团里过了一年。吃饭睡觉还是在家里，日常排一排戏是为了偶尔的在外面演出，得到机会就在街上闲逛，医屁股的事情拖了再拖。不过一周之内要去为日本司令部上演一出幕府将军走过场的戏，今天我打算到中心医院那边看一看屁股。
我趴到手术台上，在周围的同胞异样的目光与身后两个年轻男护士的讥笑声中，我认识了一位半吊子的八路军卧底。在那之前喝了点小酒的我，被安稳的放在手术台上。处理我这一切的是我后来得知是八路军的那一个年轻的卧底医官。
“日本人话剧团的？长的够普通的啊！”医官说，“你这模样，这身子能演什么？”
“话剧团是西洋人的，西洋人的。我在里面演古人。”我的脸一时红了上去，感觉人们正在怒视我，背上冷飕飕的。“别笑了，看我这模样像汉奸吗？都是图着保全性命混口饭，咱是运气好才被看上的，可现在这世道谁也别嫉妒谁，谁也别眼红。就说我吧，指不定什么时候戏演砸了也就到了脑袋搬家的时候了。”
我这么一说周围的同胞也就不再用以前的目光看着我，都缓缓地直立好身子扯着手里的白布。这些人正在给俺遮羞，站在以我为圆心创建的一个圆周上，况且离我很近。刚才如果不是我的一席话化解了他们的怒气，我的处境可能会因此很危险。
可是我明白，我算是安全的中国人，况且每天能吃到馒头，得到机会每周可以喝上口酒。没有我这么幸运的平民吃的是鬼子发的顺民粮，里面净掺些发霉了的谷子，味道不如草鞋，况且每一户每一周只能领两小袋。半年以来，城里死了不少人，有直接饿死的，也有后来在流行了几次疟疾中病死的，有人抛儿卖女到日本人的“人道医院”看病，却没人敢打听外面国军的下落。流行疟疾病之前街上还有卖病狗的，后来都被抓了。再乱的时候也不乏会有一些传奇，仿佛传奇就是理应在乱世之中产生——听说的，一个通了日本人的大户，就是前任给日本人做县长的那位韩先生，半年前从日本人那里包下了千亩的良田，一周之前他在城北和城东开了两处仓库放粮，赈济了迫切需要一口营养的灾民。这事情可以说是不大不小，刚好能称之为传奇，甚至于说将其称为传奇是鼓舞人的。遗憾的是，这桩壮举过后他就被日本人抓住，当街枪决了。汉奸头子为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带着近一百号人抄了韩先生的府邸，将其被日本人屠杀了的亲信的四肢、肠胃捆在自行车后面，绕城转了一整天。
想到这样的一幕将来可能会无差别地降临到平民百姓的头上，想到韩先生平日里的身影和那段堪称传奇的壮举，自心中突然酝酿而出的愤怒与悲哀使我一味地长长地叹息了下去。最后，这一声叹息软软地飘逝在我灰蒙蒙的头脑里……
“哎。这周还要到临县的司令部里为一个大人表演呢。”我哀婉说道，感觉那位医官的手从我的屁股上停了下来。
“可靠吗？”医官问我。我觉得有些奇怪，心想：他怎么会这么问？还好我没有喝多，这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好像是个卧底了。我又反复打量他的形象，觉得他不够有做医生的修养，我在心里揣度着：有那么一点卧底的意思。
那天屁股只医了一半，后来他把我约到了一家酒馆，跟我说他是八路。为了表示对他卧底身份的尊重，我假装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惊讶：
“啊？！八，八，八，八，八路！你说你是八路军？长的够普通的啊。”
在他的小眼神中我看到了一丝自鸣得意的成分和精明果敢的性情。接下来，言简意赅地，他说想请我借助我的身份帮他进到话剧团要去的那个司令部里，他要亲手刺杀一个姓菊萍的皇军大将。
对此我当然是矢口否认的，我起先有点震惊，后来我也想跟他理论来着，我说道：“不，不，不！那怎么行，太危险了！你看看你，才二十出头吧？活下去还能杀个三四十年的鬼子。太吓人了吧？！你。”
“嘘。我知道是挺吓人的，可仗打不到30年以后，小日本没有几个干部。刺杀有刺杀的战略意义，我得试一试。”
那医官对我说，以前他在外面学医的时候她的母亲被小鬼子的日伪军用刨地的锄头给活活刨成了一个个肉丸子，他也是为此才参加八路的。这几句话讲的我直发怵，脑子里半天一句推辞的话也想不出来……
“我总觉着这样不妥。”
“那你说怎么办？”他问道。
“虽然你这个主意想的挺精明，但是你可得要细心，否则容易暴露。这样吧，你先找人打听打听情况，绘制一张司令部的地图。能不能把你带进去我也不确定。回去做好准备，后天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后天晚上演出。”
从酒馆出来，日头逼近天中。分道扬镳的时候，他压低了身子，把肩放平，看背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站在原地。
他轻快地扬长而去了……
吃完午饭我一个人窝在话剧团的阁楼里，回想起了一年多前见到的那位秀才：他错着身子卧在树荫里，辗转反侧，嘴里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神情哀怨，仿佛在明媚中感到了寂寞，“算了。坐起来磨磨手指甲吧！”他看着自己的手掌上修长的五指，嘴里嘟囔着“手又清瘦了，可悲呢！”
这当儿我刚想对这落魄感伤的秀才进行回忆，史密斯突然跑上来说：“出演了！出演了！省城司令部后天的戏，改今晚演了！”我扑地一下翻起身，“今晚？！”心想：跟上一次去的那个司令部里的鬼子一样，够精的，都私下里改了时间。上一次还觉得整这一出的鬼子怪自作多情的，现在又觉得他们行动很是谨慎，不，应该说是狡猾成习啊。
我装上一包袱的戏服卧到剧团马车里，想到应该写张字条到了过医院的时候给那个八路军卧底，就找了张纸条写上：计划有变，刺杀改在今晚。
过了一会正当马车行将经过医院时，我找了一个空当从车上钻了下来就势进了中心医院。
来到前台，我四下顾盼，对着一位护士我说我要找一位医屁股的大夫，那位服务的护士噗呲笑了，本来那位护士长的又文弱、看着又白净，结果这一笑把两个腮帮子撑圆了，眼角忽然急速上升，看着让人不适。我的心里一发毛也就冷静了下来，意识到自己连那位八路军的名字都不知道，才觉得今天早上喝的还是多了。
每当我要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而且需要我的肉体的配合时，我就会感觉我的机智如同没有抛之于海的挂在船肚子上的锚，是迟缓的，停摆的。
话说我在医院里，正在寻找一个把生命托付给我的家伙，心里想到：街道上人多有点堵车，史密斯他们走不远，我大可到楼上找一下。我走向二楼，其间对每一个路过的医生都有所洞察。后来看过了今天早上我在的病房，不见他人，我又四下寻他，跑过了几个转角我才发觉周围的路都被得疟疾的人给堵了。我试着走人群的空隙，屁股这时候被磨得发痒。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我只得留在原地等着人群留出来空子。这时候我寻思着这件事情：我有没有把握把信交到那人手里？其实我只要当面跟他说就可以了，压根不需要什么字条，唯独现在想联络上他是难事；就算见到他，今天晚上他就可以刺杀吗？万一他还没有准备好……
我又觉得答应要配合他暗杀是我一时喝醉了酒胆子壮的缘故，这根本是没有把握的事情。我寻思到如果现在回话剧团照例把戏演完也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大不了后天跟那八路军解释。
人群刚好向后拨开了一个口子，我急忙退了出去。
出了医院，我悄悄向话剧团的马车溜过去，这时马车正停在前面路口的后方，吉野局员和史密斯在路边呵斥一群中国儿童。我走回车前，被驾马车的日本人一把拉住，他询问到：“你的，什么地干去了？”
“太君！小的是话剧团的老演员，刚才肚子不舒服，所以……”
“よ～し，你不说我也知道，好演员的，上来吧！”
“谢谢，谢谢太君。”
我刚想上车，却又被不知道什么人给一把抓住了。我回头一瞅，啊？心中升起一阵惊愕——日本人就在眼前，你这个八路军卧底怎么就敢突然出现了呢？
我跟着他背到人堆里，感觉有些荒唐，心脏砰砰直跳。这时候我把字条递到他的手里。又对他说，“其实看不看没关系，我跟你说就好了，后天的演出改到了今天晚上，日本人疑心有人搞暗杀，所以，如果刺杀的话，今天晚上……”
那位医官的眉毛皱了一下。结果，他只是郑重其事地打开我给他的那张字条，面露失望的神色。然后他又用柔和的目光决厉地看向我，说：“今天怕是不行了，准备不够充分，不能贸然行动，鬼子那边肯定对刺杀行动有防备。”
我坚信，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看到那种目光，我忽然感觉，我面前的这个青年正在飞快地成长。我的心思此刻正像凭空遭到感动一样，被正派的风吹得一尘不染。
在这见面的一分钟的最后，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雷声？”
我不确定这两个字是不是他口中所说的，但是他已经消失在了近处的小巷里。
恍惚中我感觉到有一点诧异，“他应该就叫雷声，”我心里想着。可转眼我就把所想的这一切全部忘却，只是隐约的听到雷声，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回到车上时，那个驾驶马车的日本人问我。“看见了吗？刚才有帮中国男孩顶撞了那个西洋人。”
“喔？现在呢？”我问道。
“跑了跑了！欧洲人真蠢呀！”驾马车的日本人朝我挥着手，这期间史密斯向大家致意车队要走了……
这个西洋老朋友的神情挂着不光彩，脸上是一层足以使其毕其一生所有的神气都被掩盖的灰蒙蒙。我意识到，往日和他一起喝酒的愉快时光就仿佛隔着铁栅栏看到的天空那样已经逐渐变得让人感伤。他的国家对法西斯的宣战让他在当下的局势看着可怜。
道路还是挤的，行驶了一段路程又被迫停了下来，喧嚣的尘埃里只听到史密斯一个人用中文喊着：“这到底是什么路？这算是什么路？！”所有的日本人都冷冷的斜眼瞅着他。以前他不是这样。
没到傍晚，车队总算到了司令部外。两队黑皮子排在门外检查我们，形成了一个接审通道，有的查行李，有的查身子，一道有一道的检索要素，还有的重复前者，再加上几句盘问，足足排了五米。当然，这对于那些日本人演员是不需要的，可是，今天到场的中国演员最后竟然只有我一个。为了降低我的突出性，同时也为了增加整个汉奸团队的利用率，这一次这位叫菊萍的日本大将破例令他的翻译官下达指令：今天到场的所有人都需要经过检查。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这位翻译官，他把帽子压的低低的，完全露不到脸，他的声音里面透着一股轻飘飘的和音可听着却很谦卑，让人觉得声音清脆诡诈，又仿佛是因为耻于让人知道他是汉奸才装备了这样的声音。到了检查之前，我还在想着一个翻译官应该具备怎样的修养，然后那些黑皮子就把各自那被得了疟疾的平民百姓的唾沫毒肿了的脸一股脑儿地推到了我的面前，挡住了我所有的思路。
“小哥，屁股摸不得呀！作了手术。痒的很。”
“那简直太好了，我就喜欢摸人屁股。”这个嘴斜了的汉奸说道。
我苦笑着奉承，心里想着：这种人可是什么都有脸说呀！
临演出，我穿过阴暗的包厢，前台的日本人的掌声响了起来，这让我回想起了刚才被那个汉奸摸屁股的时候从身体两侧恶狠狠地向我包夹来的愤怒和郁闷。
我屁股上的毛病、屁股带来的痒，就像是我和日本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带给我的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样，所以也间接的和这些汉奸带来的感觉挂钩了。
在我换衣服要上台的时刻，吉野局员在我的侧翼出现了。
“怎么样？能演的好吗？”
我不知他此时这样慰问是否怀有好意，加以我对他那色厉内荏的语气的一贯厌恶，心里想到：“老子演出这么久有什么不会的，就是踏着鼓点走呗。”
结果我只是装出了不屑的表情，和气地点了点头。心想或许这个日本人和别的日本人不一样，只是让人讨厌罢了……
站在简陋的戏棚子后面的我听着那些辛苦疲劳的日本兵的憨笑，心中却怎么也生不起仇恨。我以为我是有点困了，便强打了一下精神，继续听着那听不懂的和歌，留心着什么时候我就该上场了。
一年前，恰逢柳树将要发芽的时候，我在一个尼姑庵被人脱了裤子医屁股。那时候，春风如同我此时听到的听不懂的日本和歌一样如同一种悠扬长久的声音正在我脑海中飘荡。我感觉这两种声音在内在是连接起来的，它们之间的一年就像是转眼而过的瞬息。这一年以来的我的生活也如同一片假象：漫无目的的日子中我和和气气没有性格，很高的日头，偶尔萌生的琐碎念头，生活就像是轻浮的碗口上的油花，受我的屁股的指引。
或许只有当心里有想法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活的真实。我想起了一年多以前遇见的那位秀才……
那时候他接过了我给他倒的一碗酒，神情就快活了起来。他给人的感觉像酒，样子却如同水一般，这就是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恬淡的关怀。
将军的进场音乐奏响，此时已是不容多想，我便抬腿走上了舞台。
我放眼一看，眼前蹲坐一排排的皇军头目，个个都是纹丝不动，眼睛里闪着骄傲的神光。
戏台子架在一个类似于寺院大殿的室内，两个正襟危坐的手上都缠有绷带的日本将领左右又各残疾了一只眼地东西两侧紧把着进入口，顺着视野中入口的中间画一条对称轴，两边仿佛是在照镜子。屋子的中间有一个貌似眼睛受到了伤害只能斜视的日本军官正用他那波浪状的诙谐的耳朵对着我，对他来说那就相当于是郑重其事地在看着我了。
适才我上场的时候，菊萍大将鼓起了掌，甚至做出了依偎向他旁边的那位压低帽沿的翻译官的动作，在此期间一个长相很像蝉的日本军官，笨拙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仿佛要在这一个眼神中倾注上自己所有期待的目光。我不再像往常那样感到紧张，却感到有一丝黯然神伤……在我匀称和谐的步伐中幕后的鼓点一一响起，我的心头有一种皎洁的念头正慢慢萌生。我在心中期盼着：就让我的步伐一直和谐下去吧！虽然我对这演戏兴趣不大，可但求足够美的话，我吃着口皇军粮也就问心无愧了。
那次出演之后，史密斯就被日本人给害了。这个神气的法国佬的尸首被汉奸们用自行车拖着，先是变得残破模糊，然后又绽放，扩张，成为了这片凋零的土地上的一份小的景致。
我去话剧团的次数少了。平时在话剧团里给吉野局长端茶递水，后来的时候干脆就没我的戏份了。
没过多久，我仿佛明白了什么，心头涌起一股悲凉。有一天醒来，我走了。离开了话剧团。那天，我逛着逛着，爬上一个土坡，那后面有一行老槐树。
像是凭空受到了似曾相识的邀请，我开始在那片菜园上耕作。这个菜园子的土地均已皲裂，它穿行五千年的岁月已如同陡峭的岩壁上风化最为严重的一个犄角那般古老。
这时，水池旁的袁郎中偶尔看看我，脸上没有一丝固执的神情。我忽然感觉我的屁股不再疼了，也不再痒了，忽然之间那些以前屁股带给我的痛苦羞愧的记忆都如同天空中飘过的一片流云那般消散了。在一片春光中的尼姑庵里，袁郎中悠闲的生意和不大景气的身体正如同以前的日子回归的一个信号。
我和郎中只是偶尔说上两三句话，但是他仿佛对我很了解。他知道我作了演员的事情，又是大东亚共荣的屁股的知情者。仅此而已，但是他却仿佛对我很了解。
在我重新参与劳作的第三天，他走过来，带着亲切冒昧的严肃表情想和我对话。
“你的屁股如今自如了？”
我说：“是啊！跟以前一样了。”
他又问：“你得到戏份，不就是靠这屁股吗？大东亚共荣的屁股呐。”
“大东亚共荣？那是骗人的鬼话。当我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一个戏份是真正属于我的。我这一年多来可别提活的多假了。”
“欸。”
“荒唐啊！”我向他感慨。
但是哪有比日本人这种欺骗性的占领与侵略更荒诞可笑的把戏呢？我如今深有体会，人们想要得到真实的生活，并非仅仅只是自己生活本身的意向。
这天下午，我清扫了水池子上的泥痕和吊在房檐上的蜘蛛网。
夜里，我在床上躺下。
我想象着能做一个梦。能梦见那走到前边消失了的雷声和已经进了天国的韩先生，还要梦见那位我永远在念叨着的秀才。
2019/9/1 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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