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拿曾是拿破仑在 1806 年对普鲁士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正是在耶拿，在拿破仑的炮火炸毁城墙之时，G．W．F．黑格尔匆匆完成了他的形而上学杰作《精神现象学》。我们由耶拿开始回顾 19 世纪哲学，现在，七十年后，我们又回到那里，来完成这次回顾。在耶拿我们碰到黑格尔的同乡戈特洛布·弗雷格，但是，弗雷格的工作在任何方面都是黑格尔的反面。弗雷格在他有些阴暗的耶拿大学数学系办公室里辛勤工作，以图解决关于算术基础的问题，而算术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和哲学几乎毫不相干。然而，他为支持其数学假设而付出的努力使他发展出关于意义的一般性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对哲学史造成了巨大影响。他至死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成就将会被视为现今称作分析哲学的先河，而他则被视为分析哲学的先驱。弗雷格给哲学带来新的主题和新的技术，这些将在整个 20 世纪主导英美哲学，也将对大陆哲学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弗雷格看来，意义问题最终与逻辑有关。我们对于任何主题所能作出的最好论证，不会超出构成这些论证的逻辑。我们可以说现代逻辑始于 1879 年弗雷格《概念文字》（Begriffschrift）的出版。这本书首次用逻辑学对存在和全称等观念进行了广泛讨论，并论述了以下命题之间的关系：“至少存在一个 X，X 是 Y”和“所有 X 是 Y”。这个简单观念显而易见，但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却完全缺失，在 18 世纪莱布尼茨作出重大贡献之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一直主导着哲学研究。（事实上，莱布尼茨把他论述逻辑学的大部分文稿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它们直至 20 世纪才重见天日。当代符号逻辑的很多符号都来自莱布尼茨的草稿，但也有不少源自弗雷格。）
弗雷格的下一本书是《算术基础》（1884），书中提出，我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证明算术具有内在的自我融贯性（需要一种“融贯性证明”）。弗雷格试图表明，如果对基本逻辑学原理加以扩展，就会产生出所有基础性的算术观念，因而算术的融贯性可以从纯粹的逻辑角度加以证明。比如，我们可以成功地从 A=A 这个同一性原理给出对“数”的定义。这个发现意味着，事实上算术可以被还原为逻辑（始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还原主义历史又向前迈了一步）。如果算术源于逻辑，那么它就具有纯粹分析性的先天身份。如果这个观点是真的，它便会消除柏拉图和笛卡尔所认为的数学基于天赋观念的观点，并且会危及康德有关数学属于先天综合范畴的论述。（你可以在“哲学术语表”中检阅这些术语。）但它同样取代了密尔那样的经验主义者的论点，他们断言数学真理是经验性的概括，这并不能令人信服。（“是的，过去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把两个东西和三个东西放到一起，最后我们总共得到五个东西，所以我们大胆猜测‘2+3=5’是真的，或者至少是极为可能的。但这依然不确定。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下一次我们是否会得到六个东西！”）
弗雷格所发展的意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出现在很多对意义问题的当代讨论之中。这就是他对 Sinn 和 Bedeutung 作出的区分，通常译为“含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这两个术语被运用于对专名（proper names）的分析（如果不熟悉这个短语，请查阅“哲学术语表”）。过去对这两个术语的看法是，它们的意义完全在于其指示（denotation）作用；也就是说，命名作用，或指涉或指向它们所命名的对象。比如，“乔治·华盛顿”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叫这个名字的那个现实的人。这个名字就是他的代表，除了指示作用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但弗雷格指出，暗含在这个常识性解释中有一个重要困难。让我们举出三个专名：（A）晨星、（B）暮星以及（C）金星。（A）指称临近日出前出现于东方的天体，这个名称被清晨航海的水手们用了一代又一代。（B）指称日落后立即出现于西方的一个天体，这个名称被夜间航海的水手们用了一代又一代。（C）指称太阳系中最亮的那颗行星，离太阳第二近。现在，经验上可以发现（A）=（B）=（C），也就是说，所谓的晨星和所谓的暮星事实上是同一颗行星，并且，那颗行星就是金星。现在，假设专名的意义简单地就是被命名的对象，我们把那个对象称为“X”。在这种情况下，“晨星是暮星，而事实上就是金星”就意味着“X=X，事实上=X”。换句话说，这个句子是个同语反复，根本没有传达任何信息。但是很明显，所讨论的句子确实传达了某种信息。任何知道这个句子为真的人都比古代的水手们知道得更多。因此，弗雷格得出结论，在这些例子中，在名字和被命名的对象之外，必定存在第三个意义要素，他将这第三个要素称为含义（Sinn，德语发音是 zinn）。每个例子中的含义在所指对象上都“投下了不同的光影”。它是对对象的一种“呈现模式”——一种表象对象的方式。
弗雷格的理论并不能令所有追随他的分析哲学家们满意，但它指出了任何严肃的意义理论都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它为整个分析学派定下了调子，分析哲学现在追称弗雷格为奠基者。尽管分析哲学家内部差异极大，但所有分析哲学家都受过弗雷格影响，其中部分原因是最著名的两位分析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都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弗雷格的著作，与他讨论他的思想，并受到其理论的影响。
临近世纪之交——在弗雷格的工作影响英国哲学之前——英国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其影响波及美国。英国人发现了黑格尔！这在黑格尔主义在大陆渐趋没落后很久才发生。新黑格尔主义不乏一些优秀的拥护者，诸如牛津大学的布拉德雷（F．H．Bradley）、剑桥大学的迈克塔加特（J．E．McTaggart）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等等。但是，盎格鲁-美利坚的民族性格（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不太可能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感到很舒服，因而不足为奇，这很快便激起了一场实在主义的反抗。（注意这里“实在主义”是在洛克的意义上使用的，“实在”指的是一个实在的外部世界，而不是像中世纪的“实在”那样指的是柏拉图式的理念。）这场反抗是由摩尔（G．E．Moore）和伯特兰·罗素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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