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诗拼不过古诗?
这是昨天朋友在群里问我的一个问题。
他是市作协会员,擅长写散文,偶尔写写新诗。
他说:我好歹在西安文化圈里有点名,写诗也获过奖,可竟然比不过我媳妇。
媳妇就是老婆,他老婆我认识的,白白的鼻尖上些微红色的点点,为人很和蔼。
于是,我问:哥,嫂子到底咋得了。
接着他便陆续回了十几条,整理到一块,大致如下:
她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写诗。
我说教她写自由诗,抒情、浪漫、自由,可她不愿意,硬要写古诗。
写就写吧。可那个抄啊,要是碰见李清照就得叩头的话,那我都可以当少林寺方丈。
为啥?撞死天下无敌手呗。
可谁知那样没想法的作品,发到朋友圈,不仅点赞的一大堆,而且这个拉群、那个给收集发公号。
哎,艺术是精神食粮,可在中国怎么这么难!
民智还得开啊!
我不知道,他这样说心底是妒忌还是得意呢。
于是我说:可能是因为嫂子是个美女,性格又好,还会写诗,自然受欢迎了。
果然,他看了回了个笑脸,说:也是!
这几年,写新诗的越来越朝古诗转,已经是股潮流。比如按中华诗词学会统计,在其万余名的正式会员逾万名中很多人是即写新诗也写古诗,甚至更偏向与写古诗。
而这样的情况是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就存在的现象。比如自中国第一首自由“新诗”即胡适先生的《蝴蝶》自1917年发表以后,古诗就遭到了口诛笔伐,当时的断言是“古典诗词不久便将彻底消亡”。
但实际情况呢?
就在诞生后第七年的1924年,鲁迅先生就说:“新诗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
又过了10年,即1935年,鲁迅先生又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霉运。”
再过30年,即1965年,毛泽东对于新诗的态度是:“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再再过30年,即1995年,郑敏女士(九叶诗人)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
到了2007年,邓程先生在其《论新诗的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诗人)唯一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病理学的意义”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体诗词各种政治斗争中虽饱经压制与排挤,甚至能不能入现代文学史都是个问题的情况下,全国每年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诗词报刊却超过500种,每年发表诗词新作也在10万首以上。
而重要的是,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也参与到诗词创作中,不少作品也具有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于是,就有了个问题,那就是:
为什么新诗在政府鼓励下是怎么扶都扶不起来,而古诗却是怎么打都打不死?
对此,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在其《语言学纲要》解释说:“汉语的本质是诗,是飞扬在七绝五律中的一个个独立音符”。
而苏州大学文学院鲁枢元教授在其《文学与语言学》也惊呼:“汉语言,诗语言!”
对不起,由于我个人是经商的,所以我只能以商业理论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叫做:
只有稳定的质量才能带来稳健的收入。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我随便举个例子:
假设你家楼下都两家卖米饭的。
其中A的口感得分(百分制)是95、85、75、65、55、45
而B的口感得分是73、72、71、69、68、67。
很明显,A的最高分是要高于B的。
但经计算,这两家米饭的平均口感都是70分,因为A的最低分是45分。
那么请问,假如你只有买一碗米饭的钱,你会到哪家去吃?
很显然,绝对是B,因为B相互间的口感差距少。而按管理学的术语讲,就是B的“标准差”比A小。
“标准差”重要吗?
太重要了,因为“标准差”越小,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就越高,而客户对产品与商家也就越有信心,也就愿意去消费。
而对于创作来说,虽然诗词创作的同质化明显高于新诗。但由于格律、音韵、字数等限制条件保证了其作品的基本质量。
而当古诗的“稳定性”能得到保证的时候,那么由于其质量的“稳定性”会反过来吸引更多读者的“购买”(阅读)欲望。
而这就叫艺术的“群众基础”!
任何一种艺术要想真正得得以发展,就必须要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基础”,否则其前途堪忧。
而古诗、新诗的现实情况大致也就是这种样子。
所以虽然新诗可以任意挥洒才华,但在你无法保证普遍质量的情况下,你又如何号召大家花时间去消费业余时间?!
毕竟地主家的余粮也不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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