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习第242篇《大雅 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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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242篇《大雅 灵台》

原文阅读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廱。

      於论鼓钟，於乐辟廱。鼍鼓逢逢，蒙瞍奏公。

译文参考

      开始规划筑灵台，经营设计善安排。百姓出力共兴建，没花几天成功快。开始规划莫着急，百姓如子都会来。

　　君王在那大园林，母鹿懒懒伏树荫。母鹿肥壮毛皮好，白鸟羽翼真洁净。君王在那大池沼，啊呀满池鱼窜蹦。

　　钟架横板崇牙配，大鼓大钟都齐备。啊呀钟鼓节奏美，啊呀离宫乐不归。

　　啊呀钟鼓节奏美，啊呀离宫乐不归。敲起鼍鼓声蓬蓬，瞽师奏歌有乐队。

字词注释

（1）经始：开始计划营建。灵台：古台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2）攻：建造。

（3）亟：同“急”。

（4）子来：像儿子似的一起赶来。

（5）灵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的园林名。

（6）麀（yōu）鹿：母鹿。

（7）濯濯（zhuó）：肥壮貌。

（8）翯（hè）翯：洁白貌。

（9）灵沼：池沼名。

（10）於（wū）：叹美声。

（11）牣（rèn）：满。

（12）虡（jù）：悬钟的木架。

（13）业：装在虡上的横板。

（14）枞（cōng）：崇牙，即虡上的载钉，用以悬钟。

（15）贲（fén）：借为“鼖”，大鼓。

（16）论：通“伦”，有次序。

（17）辟廱（bì yōng）：离宫名，与作学校解的“辟廱”不同，见戴震《毛郑诗考证》。

（18）鼍（tuó）：即扬子鳄，一种爬行动物，其皮制鼓甚佳。

（19）逢（péng）逢：鼓声。注音版图片中读音为féng，此处读péng更符合。

（20）蒙瞍：古代对盲人的两种称呼。当时乐官乐工常由盲人担任。

（21）公：读为“颂”，歌。或谓通“功”，奏功，成功。

诗歌赏析

      这是记述周文王建灵台并与民同乐的诗。 《毛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似乎是借百姓为周王建造灵台、辟廱来说明文王有德使人民乐于归附。

      去过上海豫园的游客，都知道进入园门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叫三穗堂，但对那里面高高悬挂着的一块匾额上写着的“灵台经始”四字，却没多少人懂得其含义。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必然要说到《大雅·灵台》这一篇。

　　此篇共四章，第一、二两章章六句，第三、四两章章四句。（按：毛诗分五章，章四句，不甚合理，兹从鲁诗）第一章写建造灵台。灵台自然是台，但究竟是什么台，今所流行的各家注译本中多不作解释。

        郑玄《笺》说：“民者，冥也，其见仁道迟，故于是乃附也。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关于灵台的用途，自汉代郑玄说其为观天象、察妖祥之后，学者多以为它是文王与上天沟通的建筑，将它与政治联系起来。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据孔疏，此灵台似是以观天文之雏型天文台，非以观四时施化之时台（气象台），亦非以观鸟兽鱼鳖之囿台（囿中看台）也。”但无论是诗中，还是先秦时期有关灵台的记载，都没有记载郑玄所说的功能。

        诗首章说建立灵台的过程。“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在建造之前，先仔细考虑，怎样建，何时建，一一谋划好之后，再开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工程开始之后，百姓都来参与劳作，工程很快就完成了。“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这么快完成，并不是公家催赶的结果，是百姓自愿前来做义工，而且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这一章通过“经之”、“营之”、“攻之”、“成之”连用动词带同一代词宾语的句式，使得文气很连贯紧凑，显示出百姓乐于为王效命的热情，一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民情踊跃，于兴作自见之。”而第五句“经始勿亟”与第一句“经始灵台”在章内也形成呼应之势。

        第二章写灵囿、灵沼，描写文王在灵台游玩，以动物们的闲暇自得来透视文王的圣德。“王在灵囿，麀鹿攸伏”，王来苑囿游玩观赏，母鹿在那安然休憩。“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翯翯”，鲁诗作“皜皜”，即“皓皓”。此处文句似倒乙，“白鸟翯翯”一句似应在“於牣鱼跃”一句之后。母鹿毛色如锦，白鸟羽毛鲜亮，可见生活环境的适意。“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游赏到池沼，满池的鱼儿都跳跃起来。此章写鹿、写鸟、写鱼，简洁生动，充满活力，不亚于《国风》、《小雅》中的名篇。

　　第三章、第四章写辟廱，记录文王在灵台之辟雍与民同乐的场景。“虡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钟鼓和鸣，场面十分欢乐热闹。辟廱，一般也可写作辟雍。毛传解为“水旋丘如璧”，“以节观者”；郑笺解为“筑土雝（壅）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则说：“此诗灵台、灵沼、灵囿与辟廱连称，抑亦文王之离宫乎？闲燕则游止肄乐于此，不必以为太学，于诗辞前后尤协矣。”按验文本，释“辟廱”（即“辟雍”）为君主游憩赏乐的离宫较释之为学校可信，当从戴说。

        离宫辟雍那儿又有什么燕游之乐呢？取代观赏鹿鸟鱼儿之野趣的，是聆听钟鼓音乐之兴味。连用四个“於”字表示感叹赞美之意，特别引人注目。第三章后两句与第四章前两句的完全重复，实是顶针修辞格的特例，将那种游乐的欢快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

        “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欢乐之际，更有“蒙瞍”唱颂。“蒙瞍”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人们认为他们能“知天道”，“蒙瞍奏公”，便有了天命的意味。

      此诗从“经始灵台”讲起，到最后“蒙瞍奏公”，实际上是处处表现文王的圣德，所以它最终目的还是歌颂文王。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揭开“灵台经始”匾额为什么会出现在豫园三穗堂之谜。既然《灵台》一诗写了园林游赏，那么“灵台”一词就与园林结下了缘，所以豫园中也就有了这块匾额。由此也可见《诗经》对后世的巨大文化影响。

《灵台》学习的反思探讨

        从春秋开始，《灵台》一诗有了另外一种解释意向。《左传·昭公九年》记载：鲁国这年冬天想要建造“郎囿”。本来在冬天行修建之事，没有耽误农时，是比较合理的。然而，当政的季平子想要快点完成。叔孙昭子就进谏：“《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剿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说文王建灵台的时候，百姓都自愿来助力，哪里有什么速成之说？速成的话，就会劳扰百姓。一个国家没有苑囿的话，还是能够存在的，要是国家没有百姓的话，能行吗？《灵台》由赞美文王之诗转成了爱惜民力之诗。

        而在战国孟子那里，《灵台》一诗还蕴含了王与民同乐的理想。《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说：“贤者也有这样的快乐吗？”孟子对曰：“贤者将此乐放在最后，不贤者虽然拥有此乐，也不会快乐。”然后吟诵了《灵台》，并以文王同夏桀作对比：“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来说明文王与民同乐与夏桀独乐的不同结果。

      楚灵王筑章华之台，非常壮美。建成后，楚灵王带着伍举参观，感叹道：“美啊！”伍举说：我只听说国君以安民为乐，没听过以建亭台楼阁，歌舞其上为乐。先王建匏居之台，简易狭小，仅能够观望而已，建设的时候，不烦官府，不废民时，然而在其上宴请的都是各国国君，相礼的都是有名的卿大夫。可是先君却能与诸侯交好，除乱克敌。现在君王您建这章华之台，百姓疲惫，财物耗尽，粮食歉收，官吏都感到头痛，一国上下皆停滞在这里，数年才建成。您想在此宴飨诸侯，可是诸侯们没一个愿意来。只有鲁侯怕引起战争，才勉强来辞宴乐。相礼的人只有外貌美，而没有贤德。这样下来，只能使国内百姓离心，国外诸侯离德。我不知道有什么可美之处。建设台榭应该不占耕田，不过于浪费国家财物，开工期间不耽误其他事情。所以《周诗》有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国家建设台榭，是使民得利，而不是让人民匮乏。如果君王您以为这个台子真美，那楚国就面临危亡了。（《国语·楚语上》）

        伍举这一段说出了建台榭为民和不为民的区别，并表明建设游观的台榭不应耽误正事。如果统治者建造只供自己游乐的场所，人民是不会拥护他的。南宋时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也特别强调：“若秦之阿房、汉之长杨、五柞，则是劳民以奉己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则国不安，危亡之兆也。”（《大学衍义补》卷十五）

        不难理解，作为古代“三灵”之一的灵台的建造，并不是为了纯粹的审美，而是古人以其迷信而虔诚的文化心灵，与天地神灵“对话”的一种方式。灵台的文化意义是这样的让人感叹。古人艰苦卓绝的建造灵台，也是为了与天神“对话”，求得人与天的和解。

      后世，诗人登高望远，遂诗意勃发，进而吟诗撰文，乃是常例。唐代诗人陈子昂有一首传颂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也可以说明台作为一种古代建筑的精神意蕴，它与其他一些高耸的建筑物如楼、塔之类一样，是接引诗意的一种媒介，是观瞻或俯视人生的一个视点。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诗经》的内在价值

        各民族在文明初启之时，差不多都有其民族史诗一类的东西。史诗因为有故事性，又是韵文，即使在没有文字之时，也可以通过传唱来流传。因而这种史诗也就成了该民族最初的知识、文化，乃至价值观的载体。   

        当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评论荷马史诗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时说：“那时的时尚是，一个人必须诉诸于荷马才能证明自己的全部知识（无论属于什么领域）的正确性，正如基督教作家诉诸《圣经》以证实自己知识的正确性一样。”

        《诗经》在中国上古时期也有类似的情形。荷马是一位盲人，而当时传唱、演奏《诗经》的乐师——瞽者们，都是盲人。这些瞽者在当时，不仅是音乐教育的掌管者，同时也是知识文化的掌管者，甚至是知“天道”者，《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之语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这是说作为掌管诗乐之官的——瞽，当时被认为是知“天道”的人。

          所以，尽管先秦时期还不是经学时期，像《诗》这类文献已经具有了经典的地位。人们在言谈之间，动辄说“《诗》云”如何如何，而在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场合，卿大夫之间能否恰当地引诗、赋诗，也是考验他们的文化素质和外交能力的重要标志。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认为学《诗》的人事理通达，温柔敦厚，善于言谈，这样的人国君会授之以政事，也可以作为使臣独立从事外交活动，不学《诗》的人，连谈话的资本都没有。

        孔子之后，儒者著书动辄引用《诗经》，像《大学》两千字的文献，有十二处引用《诗经》，《中庸》一篇有十六处引用《诗经》。由于《诗经》所具有的这种权威性，所以古代儒家一直重视阐释它所蕴含的价值观，至少从先秦孔子到汉代儒者是这样。汉代《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至《毛诗序》篇篇讲美刺而达于极致。由于儒者的一代一代的阐释，给《诗经》附加和递增了许多的价值和意义。《诗经》因而变成了一部承载价值和意义的母体文本。

参考资料

《诗经讲演录：灵魂的诗与诗的灵魂》，姜广辉；邱梦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5月

《建筑中国：半片砖瓦到十里楼台》，王振复，中华书局，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