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悖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是由于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和殷礼的人不足的缘故。如果足够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时春秋之时，周王道衰微，侯霸道崛起，先后就有了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群霸先后崛起。
孔子修《春秋》，第一篇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就是郑庄公。段就是公叔段，郑伯的亲弟弟。
郑伯是老大，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算是难产，让姜氏对他从出生就不喜欢，也就积下了偏见。
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叔段，自己很是喜欢。
但依照那时的制度，长子郑伯可以继承君位，但姜希望段可以做国君。
最终还是郑伯做了国君。
于是，姜氏退而求次，让郑伯安排段到“制”这个地方做长官。当时“制”地是郑国的军事、经济重地，郑伯当然不答应。于是郑庄公就说，“制”这个地方不好，既不是政治中心，也没有发展价值，商议的结果就是段去了“鄢”。
后来，姜氏与段合谋，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准备造反。
迹象很明显，不少人向郑伯报告。郑伯说，不会的，再等等看吧。其实郑伯想让事情再发展发展，把段谋反的事给做实了。
后来，段果真要反了，于是郑伯就出兵把段灭了。
孔子修《春秋》，用“克”，兄克弟，其实就是算计，终除掉而后快。
郑伯，也就是郑庄公对母不孝，对弟不仁。
郑伯，是奸雄。
郑庄公是郑国的第三任国君，是周公旦的玄孙。
那么孔子梦回大周的周礼呢？

周武王灭纣之后，把夏朝的后裔封在了杞地，把商朝的后裔封在了宋地，就是孔子说的杞国和宋国。
杞国和宋国都是前朝的遗老遗少。
不管什么原因，除了当年被诛灭的，都有活下来的。
周朝建立时，商之宋国的遗老遗少是刚刚形成的，但夏之杞国的遗老遗少能延续下来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林放已经是比干的第二十七代孙了，夏朝遗老遗少为了活下去中间自是经历了种种外人只能臆测的不如意、不容易，且要做安分守己的顺民，不然也早就没有了存在的必须了。
叔梁纥本是宋国国君的后代，后因矛盾在宋国待不下去了，才到了鲁国。
叔梁纥是孔子他爹。
孔子也是宋国国君的后人，还是商朝的后人。
宋国也还能存在，也是经历很多波折和困难。

孔子说夏、商之礼都能言，为什么呢？
那都是几百年之前的事了，孔子没有穿越的本事，所能言的无非是两个来源：一是民间采风，二是周朝的国家图书馆和诸侯国的侯国图书馆文献。
林放是研究礼的专家，是夏的后裔。
孔子是礼专家的老师，是商的后裔。
孔子又周游列国十几年，正所谓既读了很多书，也行了很多路，还采风人无数，中间还遇到了不少或朋或友之人。
于是孔子说自己可言夏商之礼，不过这些在老子看来都是昨日黄花，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但孔子抱定决心，孜孜以乐，以求。
然后，发出感叹，要是杞和宋这两个国家既能有更多的资料保留下来，还能有知礼懂礼的人把夏朝和商朝的礼和仪能够演出来，自己就能求证自己说得内容对不对了。

这是孔子求礼求仪有点走火入魔了。
难怪老子骂他，也难怪自己的学生跟着老子也嘲笑他。
在周朝刚刚建立还不是那么久的时候，在诸侯郑国，就有郑伯克了弟弟段，就是母亲姜氏后来也是挖了一个地洞假仁假义地活人演了“黄泉相见”的戏。
在周武王封的杞国和宋国，孔子还梦想他们能够把夏朝和商朝的活的礼与仪给保留下来，要知道那时的周还不是孔子所处的衰微的周，焉知周天子不能像郑伯一样也把杞国和宋国养一养，给克了？
杞国和宋国不要夏礼商仪，才得以卑微地活了下来。
如真如孔子所言，杞国和宋国或许早就悲壮地灭亡了。
更何况，从郑伯“克”段看，孔子所畅想的周礼周仪似乎在历史都是传说。

孔子作为研究礼的专家，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可以有这样的感叹与梦想的。
他的感叹只是一个寂寞，事实上不可能成立。
他的梦想只是一个童话，现实中不可能发生。
孔子修《春秋》，应该知史。
正如后人言，孔子也是看明白的，历史唯一的教训就是从历史中得不到任何教训。
孔子学问本来是实学，但编写组把孔子的这段放在这里，让孔子变得有点迂腐了。
迂腐不是孔子。
孔子的这段只是在研究礼与仪的学问上，在去求徵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悖论。
编写组又坑了孔子一回。

孔子弟子看到这样的教材，孔子的夏商之礼与仪的畅想，能学到什么呢？
看后来的历史，没有孔门弟子坚持让社会重回夏商周。

不疯不魔不成佛 ，不倒不颠不成仙。
孔子有志，没成佛，没成仙，做了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