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司刁难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说到“官职”，不会去想“官”和“职”有什么不同，而在宋代，官是官，职是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差遣”。
官、职、差遣这三大系统构既有联系，又有混同，更有区别，让宋代的官制看起来眼花缭乱。
简单讲，“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职称，“职”的一部分是类似于职称的荣誉头衔，另一部分和“差遣”一样，表示实际担任的职务。
苏轼这个“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的头衔里，“大理评事”是官，“凤翔府”是就职所在地，位置大约是今天的陕西凤翔，“签判”是“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属于差遣，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市长秘书。
工作内容，主要是处理各种公文，这对苏轼来说虽然乏味，但毕竟毫无难度。在今天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公文，叫作祝文。
“祝”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向鬼神祷告求福，后来才演变成今天的“祝福”、“祝贺”。所谓祝文，就是写给鬼神的祷告词。
天旱的时候要向鬼神求雨，雨水太多的时候要请鬼神赶快放晴。在苏轼的一生里写过很多这种文章，千篇一律。
以苏轼的才华，写这种千篇一律的文字，应该手拿把掐，相当轻松啊，但偏偏他的领导总是对他的文章亲笔涂改，打回去让他再加工，经常一份稿子折磨他好几个来回。
这是怎样的一位上司，连苏轼的文笔都瞧不上呢？
苏轼当然不服气，当然也有十足的理由不服气，
两个人的矛盾就这样越闹越大，甚至上达天听。
平心而论，苏轼的公文确实不够漂亮。他虽然也能写很好的骈文，但主攻方向毕竟是散文，散文天然就没有骈文漂亮。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唐朝诗人李商隐写的骈文公文，就会发现这种差距。
在我看来，李商隐的公文足以代表骈文的最高水准，能把乏味的公文内容写得比爱情美文更美。
但是，苏轼的长官并不是骈文名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给苏轼找麻烦的。
这位长官名叫陈希亮，字公弼，说起来还是苏轼的老乡。
陈希亮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在他幼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哥哥主理家务。在他16岁那年，想去拜师学习，但哥哥刁难他，要他去讨债。
哥哥做的是放贷的营生，有巨额欠款要他去讨，没想到他把所有的借款凭据一把火烧光了。
史料没有记载哥哥有没有被他气疯，反正他只是埋头学习，还带动哥哥的两个儿子一起学习，后来三个人一起考中了进士，轰动乡里。
陈希亮考中进士以后，到长沙做官。当地有一名僧人，背景很硬，到处胡作非为，没人敢惹。陈希亮直接把他抓了，从此声誉鹊起。
陈希亮还带过兵，镇压过叛乱。在一场决战里，他不但站在队伍的最前排，还命令士兵把弓拉满，但不许放箭，任凭叛军放箭，自己这边所有人一概纹丝不动。叛军被这场面震慑住了，当即缴械投降。
类似的传奇还有很多，处处见出雷霆手段。当陈希亮坐镇凤翔的时候，已经是个倔强的老人了，虽然又黑又瘦又矮，但眼神犀利，杀气十足。
当时凤翔的官仓囤积了12年的粮食，再存下去就要烂了。偏巧遇上饥荒，陈希亮拿出12万石公粮借给百姓。
这件事手笔太大，风险太高，谁都怕担责任，陈希亮很无所谓，把所有责任都担在自己肩上。
结果灾荒一过就是丰年，当初借了粮食的人拿新收的粮食还债，官府不但没有损失，还等于用陈粮换了新粮，皆大欢喜。
显然这位陈大人既不是奸臣，也不是昏官，这时候更没有牵涉党派斗争，为什么非要跟苏轼过不去呢？
这首先要从一个称呼说起：凤翔府的办事员尊称苏轼为“苏贤良”，这个称呼本身并不过分，因为苏轼破纪录的那场考试叫作“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简称“贤良科”。
称苏轼为“苏贤良”，虽然听上去好像恭维他是一位贤人，其实更应该从“贤良科”的角度理解。
但陈希亮就是听不惯，很生气地说：“一个小秘书罢了，称什么贤良！”
这一生气，还把那个称苏轼为“苏贤良”的办事员打了一顿。
当苏轼求见的时候，陈希亮故意不理不睬，把苏轼晾在门外。苏轼越等越无聊，索性打了个盹。
这件事竟然还有诗为证，诗的题目是《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这首诗虽然不出名，但很能代表苏轼的风格：既幽默又渊博，能把严肃的典故用成笑料。
全诗的意思是：我去拜见陈大人，但他把我晾在门外，我是进又进不去，走又不敢走，只能干坐着发呆。何止陈大人把我忘了，连我自己都把自己忘了。
苏轼在这里暗中《庄子》的典故，把自己的打盹说成了道家高人的忘我境界。
苏轼接着讲：我不是一个人，还有同事和我一起在等，这位同事不像我这样懂事，已经气得变颜变色了。我赶紧劝他：“陈大人虽然不至于杀了咱们，但咱们还是再忍耐一下的好。”
最后两句的宽慰话貌似很口语，其实暗用《世说新语》的一则典故：郗超执掌生杀大权，谢安和王文度一道去拜访他，等到天黑也没能进门。王文度就想回去了，谢安拦住他说：“你就不能为了活命再忍耐一会儿吗？”
这件事被《世说新语》归入“雅量”这个分类，苏轼用这个典故，是把自己和同事比作谢安和王文度，把陈希亮比作郗超，很含蓄地表扬了一下自己的雅量，同样很含蓄地讽刺了陈希亮的霸道。
苏轼的反抗
经常被上级这样打压、羞辱，苏轼还能怎么办呢？
其实他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宋代官制，任满三年就要轮岗，苏轼并不需要死守凤翔府，熬到陈希亮退休。
他只要小小忍耐一下也就好了，等到轮岗之后，依然天大地大。
轮岗制度很能给人反抗的勇气，苏轼也很快等来了反抗的机会：古人凡有兴建，必有文章，陈希亮修了一座凌虚台，配套的文章安排苏轼去写。
苏轼写了一篇既很出彩，也很煞风景的《凌虚台记》，大意是说，事物的兴废难以预料，从前这里是一片荒地，没人能料到今天会兴建一座凌虚台，而这座凌虚台今后会不会荒废，又变回荒地，这同样无法预料。
登台远望，东南西北都有历朝历代著名宫殿的遗迹，当初它们恢弘的规模百倍于今天的凌虚台，但又怎么样，今天连残砖断瓦都难看到一块了。凌虚台注定不能长存，人生的起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这些话既很扫兴，又暗含着一点威胁。但这一次，陈希亮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了一番话：“我把苏洵当成儿子看，把苏轼当成孙子看。平时我之所以故意不给苏轼好脸色，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暴得大名，容易骄傲自满，毁了自己，结果他却对我有这么大的不满啊！”
态度表达清楚之后，陈希亮让人把《凌虚台记》刻石立碑，一字不改。
就这样，苏轼和陈希亮冰释前嫌，后来苏轼被贬官到黄州，还为已故的陈希亮写了一篇传记。
在传记的末尾，苏轼特别提到，说自己平生不给别人写传记和墓志，只给陈希亮写这一篇。苏轼这话虽然有点水分，但传记和墓志他确实写的不多，因为这类文字总少不了一些违心的恭维话。
能为陈希亮作传，说明苏轼对他真有感激和欣赏的心，但苏轼的优点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效法陈希亮，毫无分寸感地拿出家长的姿态来对待下属。
事情的另一面是，他在陈希亮这里诉诸诗文的牢骚和反抗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坏处，假如陈希亮是在这方面狠狠打压苏轼的话，苏轼的后半生应该顺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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