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90）

戏说中书街（90）

九十、康百万

顾嘉衡但凡出行，自然很不简单，身为南阳知府，最前面有快马飞报目的地做好准备，前面有鸣锣开道，按照规矩，知府出行鸣锣九响，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叫清道；然后是仪仗，按照规矩，可以有青旗四面，杏黄伞、青扇各一，桐棍、皮槊各二，回避、肃静牌各二。还有顾嘉衡的职衔牌：南阳府正堂、奉旨协办团练、诰封朝议大夫、前翰林院编修、前功臣馆提调等。那就很有些规模。如果加上陪同视察的各级官员，衙役、随从、兵勇，浩浩荡荡就是几条街，这就是排场，也是官场的面子。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曾经担任过广州知府的文学家赵翼（公元1727-1814年），就在著作里记下过知府出行的排场：出衙门时会按例鸣炮，炮声如雷震耳；出巡周边各县，轿前十多名仪仗人员作前导，后面是十多个簇拥着罗伞的衙役。而府衙的公款消耗很大：厨房七间，每天食米二石，厨房内有三只大铁镬，每天烧水几百斛（五斗为一斛）以供沐浴；另设有挑水工六名，专门挑水作泡茶之用。府衙里每月必演戏、设宴多次以招待各方客人，有时戏、宴过于繁密，知府分身不暇，还得请下属代为应付，其豪华做派可想而知。

顾嘉衡是从四品，如果乘轿外出的话规矩更严，在京的时候，规定是“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而“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那个时候，官员需按例，绝不准逾规，即便是出了京城，到了地方，可以坐四人抬的、用蓝呢或绿呢作轿帷的官轿，也不准逾制。而平民百姓即便是是再有钱也只能乘黑轿。当今社会对乘车似乎也有限制，但只是演化成只管官不管民。

不过那个时候可以花钱买官，文雅的说法是“捐纳”，俗称“捐官”。自然就可以穿官服、有地位，也就可以有仪仗、乘官轿。其实，花钱买官古今中外都有，美国选举中的捐资组选、英国的捐资换爵位都是如此，我国更是发扬光大，不过就是到了清朝，“捐纳”越来越泛滥，史料记载，多的时候满朝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花钱最多者应是晚清的姚文栋（公元1852-1929年），史料记载，他15岁中秀才，以后乡试未成，乃纳资捐官，积资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当时捐一个知县就要4600两银子，其薪俸只有60两银子。为了尽快能回本，当事官员多会选择贪污腐败，贿赂上官，以求戴上红顶子，好捞更多的钱。

有趣的就是，顾嘉衡一介书生出生，高中皇榜、翰林院修编、一路走来全凭真才实学，身为知府，除了理所当然、心安理得，自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乘坐四人所抬的官轿，而那个南阳属下巩县的康百万不过就是凭着百万家财，可以大把大把的花银子，就能轻松靠捐官穿上官服，到顾嘉蘅到他家拜访的时候，居然能抬出一顶八抬大轿请他换乘。

“这可使不得！”顾嘉蘅连连摇手拒绝：“朝廷有定制，逾越不得！”

“大人难道没听说过吗？如今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个当地民谣里说成是“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的大土豪康百万笑着回答：“到了康店地界，大人就客随主便才好，一乘大轿算不得什么！”

“使不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也是皇上的地盘，下官不敢！”面对着身穿三品朝服的康百万，顾嘉蘅不亢不卑的拱拱手：“我朝有制：‘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大人三品大员，当然坐得，下官却坐不得！”

“府台大人是实衔，在下不过就是个候补，出门办事摆摆排场、讨些方便而已！”康百万也就不再勉强：“大人所来，是为团练之事吧？不过就是找些壮丁保家而已，还值得大人亲自登门？府台大人亲临，除了蓬荜生辉，也就是诚惶诚恐！”

“不光是团练之事。”顾嘉蘅慢步向前走去，坐在轿子里面呆久了，也得活动活动一下筋骨，。他微微一笑：“下官还是来打秋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