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尝歧视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两兄妹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听话的。父亲也很少在家里讲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兄妹两长得也挺有意思的，用现在的话讲，有点“萌萌”的感觉。大概是1958年底，父母带我们兄妹俩去烈士公园玩，在烈士塔北面的一个花坛边，遇上了一些外国游客。也许是我们天真烂漫的可爱吸引了他们的目光，他们都围了过来，有的摸头，有的拉手。接着，他们通过一个和我们长着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人跟我父母说，要给我俩照相。后来，我才知道传话的人叫“翻译”。听了翻译的话，父母很高兴，于是，我和妹妹并排坐在花坛上，第一次做了外国人眼中的“明星”。
家里人和亲戚也都很喜欢我们。我们的天雨堂叔就常常称我俩为一对油盐坛子。当年他在省建六公司工作，一到周末，就骑着单车过来了。带着我们玩，还教我们怎样骑单车。当然，我们都还没单车高呢。不过，这不妨碍我们都喜欢坐单车。天雨堂叔于是就把我和妹妹都抱到单车的前杠上，带着我们骑上几圈。或者，干脆将我们带到他上班的地方去，向他的工友炫耀。有几次，天雨叔骑车带我去他上班的地方，路上，他竟然松开车把手，高兴得大呼小叫的。我竟然不晓得害怕，也跟着叫起来。回来后，讲起这事，以至于天雨叔被我的父母好好“教训”的一次，就再也不敢“撒把”了。
我特别喜欢父母带我们上街，因为上街基本上都能坐上公共汽车，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每次我都要站在驾驶室的边上，一来是想看着司机叔叔如何开车，二来当时，汽车的背后，背着个圆圆的大铁桶，也就是在汽车背后加装一个类似于煤气发生炉的装置，来生产煤气供汽车使用。顶上背着个大汽包来储存煤气。每次开车前，都要往里扔粗粗的木头，把火烧得很大，坐在后面很热的。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汽油柴油供应紧张。再后来，说是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
我们大一点的时候，父母把我们送到了湖南省干部第一幼儿园。妹妹倒没什么，而我只盼着快点到周末爸爸或者妈妈来接我。在我读书的前一年，厅机关也办了个幼儿园，我们就转了过来。在这里，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因为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影响，所受到的“歧视”。
要说四五岁的孩子，对于大人们的事情基本上是懵懂无知的。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家庭卷入其中。要说对孩子一点影响也没有，我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当年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最让人不齿的就是“株连九族”。大人出了问题，家人跟着倒霉。其逻辑就是，父亲是反革命，子女一定也是反革命。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会打洞”，就是“株连九族”最形象的比喻。那时候，要的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绝对纯洁”的革命队伍。
1957年，父亲还是机关里反右的大组长，可到了1959年7月，父亲自己也被错误处理，虽然没有打成右派，可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却异常残酷。父亲还是因为解放前游击队处决所谓国民党起义人员被处理后不服，持续上告，竟被开除了党籍，行政降级，安排到了卫生防疫处做了个一般的科员。我和妹妹也因此受倒连累。我们那时都还是个孩子啊。那年月，政治被极端化，讲究的是人只要政治上犯了错，那他的几乎百分之百被“株连”的人，绝对是他的家人。而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心态，又几乎传染给了所有的人。
说来没人相信，一些大人特别津津乐道地把别人的不幸当作了自己的快乐，不光在背后指指点点，而且唆使自己的子女，把一些嘲弄人的顺口溜当作儿歌到处唱。这在当时非常普遍，也很正常的，所谓分清敌我嘛！
我最不堪忍受的是那些所谓的“高干子女”，整天在你的周围哼哼呀呀的。他们以侮辱人的口气，当着你的面喊你父亲的名字。哪怕是在一起玩游戏，好好的，突然就把你父母亲的名字当做顺口溜不停地喊着。顿时，我心里感到特别难受，就像有人在用鞭子抽你一样，痛苦无法说出来，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暗自流泪。而顺口溜则是对人格的侮辱：“谭天保，是个宝，六月天气穿棉袄，冬天洗冷水澡”。可以说，这种伤害对我是永久性的。
直到我参加工作，我都一直背着“父亲有历史问题”这一沉重的思想包袱，并造就了我内向和孤僻的性格，以及人格上的缺陷。从我的内心上来讲，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虽然这些人既是大搞“血统论”的帮凶但也是受害者，他们心灵扭曲，在别人的痛苦上恣意妄为。这种“株连九族”的做法，更是当年抓阶级斗争最典型的恶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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