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哲学以及教育学研究所使用的方式是“论证”,叙事研究开发出来的道路是“描写”。论证与说明更适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更适合描写与解释。
何以论证与说明的方式只能用来研究自然而不适合思考人的问题?因为某“人”如何,不在于他有什么普遍的本质,而在于他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在于他的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事件。用说明的方式追问人的本质就像用剥洋葱的方式寻找洋葱的本质,这种追问和剥离总是离开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隐藏在人的生活事件中。某研究者如果将某“人”的生活事件“描述”出来,这个研究者和读者就已经领悟此人的气质。既然描述已经能够让研究者以及读者、听者获得某种领悟,自然科学研究意义上的说明与论证已经成为多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荷兰心理学家拜登狄克说:“比起社会心理科学书籍和杂志中那些典型学究式的理论,我们可以从一些伟大的小说家那里获得更多的心理学见解。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把普通的人类经验变换(小说化、诗化、再塑造)得林林总总。”
好的故事是先有研究,然后把自己的研究说出来,让他人分享自己的研究。中小学老师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做一个调查,讲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的故事;二是阅读教育史上的某个人或某个教育改革,讲述自己看到的历史的故事;三是在自己的行动中做一次教育改革,讲述自己教育改革的故事或行动研究的故事。孙安懿老师讲述的是她自己所做的课程行动研究的故事。
孙安懿老师的课程故事很迷人。故事的主题是观鸟,学生在观鸟的过程中理解鸟,理解自然,理解他人,在观鸟的过程中体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
与学生一起去龙潭公园观鸟孙安懿老师对自然万物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感悟。正是这种对万物有情的同理心,才能发现课程实施中学生的收获和存在的困扰,发现故事中教育的道理。孙安懿老师是善于讲故事的人。好的教育叙事必隐含教育的智慧,它并不说教,在完整的叙事中,教育的智慧点到为止,给人启发。即便每个故事后专门解释鸢尾花(IRIS)模式及其教育意图的内容,作者也惜墨如金。
这些故事虽然是给教师看的,但从学生阅读后的访谈来看,学生也能被带进故事中而有所获。也许,学生的这些令人惊喜的收获在下一集的故事中也可以收录进去,使故事获得延续,无限丰满。
与我们惯常看到的讲述教学中的点滴收获的教育叙事不同,本书所讲述的是我的老友吴向东特级教师和黄锦城校长所倡导的课程故事。孙安懿老师作为吴向东老师的鸢尾花(IRIS)团队的代表,这个团队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吴向东老师说,他不喜欢编教程式的课程,因为一旦固化,就会成为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限制。故事的方式是鲜活的,故事本身是生成性的。它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它蕴含的教育理念能形成启发,使其他老师在它的启发下能实现个人特色的再创造。这个看法,我深以为然。
在回归儿童生活的课改潮流中,这样的课程故事是一个范本。也因此,我愿意推荐并作序。
木棉花上的红耳鹎刘良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201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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