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坐在镜子前,梳着头,看到两鬓和头顶上,又有短白发,硬是要直直地冒出来。贴到镜前,左手拈起这一小缕,右手一根一根把附带的黑发剔出去,待到只有这根白发时,右手捏牢,狠狠一拽,白发就被拔了下。但也有恼人的时候,连同拽下一、二根黑发,或有时白发短,不好用力,拽多次才能拔下。拔下的白发放在台上,完后还要用手拨着数数,一根、二根、三根.....随着数数的增加,心就越来越发慌。
走过来的母亲,看到我对着镜子拔白发,说着十年同样的一句话:白头发,不要拔,越拔越多。姑且不论这话有没有科学依据,这些年来,碰到心血来潮,发现冒出的白发,就喜欢乐此不疲地去拔,仿佛只要这次拔完,新长的就会变成黑色。
02
我喜欢拔白发,可能还没到要去染的程度。我身边的好多人,都喜欢定期去染黑发,我的母亲就如此。
她四十多岁时,就长了很多白发,黑白相间的,分外打眼。所以每月她必去街角那家小理发店,二、三小时后,带回一头黑得不自然的头发,那股浓浓的染发药水味,至少残留好几天。
母亲五十多岁时,满头都已是白发,她还是定期去染,我知道了染发对身体不好,听说容易得癌症,劝她不要再染,但是没用。父亲告诉我,母亲还是定期去那家理发店报到,那时我已外出打工,每月不再闻到这股染发药水的味道。
母亲五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病情反复拖了二年,由此也落下神经衰弱之症。我回家休年假的一天,母亲笑着告诉我,说她住院时,新来的护士拿着体温计给父亲,说:“帮你妈妈测一下体温吧。”护士误以为满头白发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妈妈。母亲说是嘿嘿地笑着对我说的,我当时注意到母亲的微表情,看到了笑背后的自卑、心酸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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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母亲年轻时的日子。那时她是家乡煤矿的一名大集体工,主要工作就是在煤山上铲煤、运煤、洗煤。我小时侯去学校前,都要先去给母亲送饭。
酷暑,我用丝网袋提着一个磨得发光的铝质四方饭盒。正午,小小的我,走在矿山的路上,头上的烈日烤得我发晕,脚下的大地冒着的热气升腾而起,象是要吞灭我。我脚上穿着凉鞋,走在堆积着厚厚煤灰的路上,热得受不了,我一路小跑,网袋被我甩得荡来荡去,溅起的煤尘又掉落到脚上,烫得脚点点发疼。
来到母亲她们吃饭时的进度室,看到母亲和同事阿姨衣服都湿得厉害,在炎热的夏季,她们每天都要二、三次脱下汗水浸透的衣服,拧干再穿上。她们推的是铁制煤车,铁推柄就算带上帆布手套搁在上都发烫,所以每趟推煤车前,她们就把手套用水浸湿,戴上后再去推煤车。
寒冬,我用小帆布袋提着裹了好几层破衣服的饭盒。寒风飕飕或雨雪交加,我又是一路小跑着去,可以快点跑到她们的进度室,烤上一会炉火。
小小的我,可怜着她们整天在室外受着天寒地冻。母亲却告诉我,现在已经够好了,前几年,还是人工生产水洗煤,寒冬腊月,她们穿着剪掉一只袖子的棉袄,里面衣袖卷到肩部,拿装了原煤的簸箕,光着手臂在装满冰冷水的大煤桶里,来回地摆动冲洗原煤。她说,比起前几年,现在幸福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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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青年和中年时代就在矿山里度过,或许是因为那时体力、心力过度劳累,才过早地生出那么多白发。
那次大病后,母亲不再去染发,让头发就一直白着。因为久病,她终究还是怕了染发会影响健康。她说,年纪来了,一头白也蛮好的,只要身体好,白不白也就无所谓了。
我望着台上被我拔下,已经点过根数的白发,步入中年的自己,也和当年的母亲一样,深深地介意着白发。
或许,我们介意的,不是白发本身,而是白发里,藏着的那段青春时光,那段一去永不复返的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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