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卒章显志的叙事范式
赋之所以为赋，不仅在于铺采摛文与设辞问答，它还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卒章显志。所谓卒章显志，指作者在进行了充分详尽的铺叙的基础上，于赋的末尾进行述志与讽喻，或流露爱憎褒贬、是非曲直等情感，或表达讥讽指摘、劝谏引导等意图，或展现自身的个体人格、理想怀抱等。
荀子《赋篇》以隐语的形式，对礼、智、云、蚕、针等物进行了详尽的渲染铺陈，末尾附有“佹诗”与“小歌”，乃曲终奏雅，浸透了作者的牢骚与讽喻。受此影响，汉赋作者也通常在篇末披露自己的思想襟怀，以达到讽喻的目的。如枚乘《七发》，最后归于“要言妙道”，讽喻诸侯子弟腐化享乐的生活，引导他们走向正道。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作为都邑赋的典范，其在赋末表达对帝王奢侈豪华、荒淫腐朽生活的讽喻之意也很明显。
纵观整个辞赋发展史，后世那些优秀的辞赋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种“卒章显志”的传统，并由此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文辞警策，如苏轼《赤壁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赋的卒章显志，正如热奈特所说的“副文本”，是为正文本服务的，它揭示了正文本的主旨，起到了补充主叙事、为主叙事增色添彩的作用。没有它，正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可能要大打折扣。同时，在故事叙述的结尾，叙述者现身说法，从幕后走到前台，饶有兴致地表达作者的情感倾向、价值判断，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故事背后的意义。
中国古人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发扬一直未曾中断，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蒲松龄《聊斋志异》“异史氏曰”等，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叙述的自由，彰显出叙事主体的意识。
卒章显志是古人心中经典恒久的叙事范式，后世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中几乎都以讽喻性的诗句结尾就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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