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老房子，又大又高，又深又幽。绿草如茵的大地是红房子的舞台，青碧的天空是舞台的幕布，白云悄悄地靠近这里瞅一瞅，又赶紧踮起脚尖飘走。
许多年前，母亲工作在秘密的红房子里。我说红房子秘密，因为除了我之外，全院的小孩子都不能进去。
红房子是红砖砌的，盖着红瓦，比民居高一半；里层大铁门是鲜红色的，外层大铁门也是鲜红色的，但门漆已经斑驳，透出层层深褐色铁锈。每扇门又常年悬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有多大？我用6岁时的脑袋瓜比过，它比我脑袋还大一圈。这些锁的大钥匙就藏在我母亲的裤兜里，总共18把，把她的裤兜拱出一个大鼓包来，让人老以为她的裤兜里塞个大馒头。母亲又把这串重要的工作钥匙串系上两根结实的细麻绳编成的类似辫子的粗绳，为了更结实，还用一条细铁链加固其中，牢牢地拴在裤腰带上，保证绝对不会丢失。
从大院南门往北直走，就进入当时的机关分布地，红房子虽比众多红瓦房高一头，却被一排雄壮的老杨树遮掩了。从朝东的红漆大铁门走进去，就能找到红房子里的母亲。
小时候的我，常和小伙伴蹲在红铁门前玩“拍豆包”，背对着库房门口的黑板报，上面写着花花绿绿的字。有意思的是，大黑板离地面很近，也就是我家小板凳那么高。可小孩子谁也不敢去黑板上乱涂乱画，母亲严厉警告我：“那黑板上写的可是毛主席语录！！你去乱涂乱画要坐牢房的。”
喇叭里放出来的哀乐时不时回响在大院上空时，我6岁，文革被迫害者的平反追悼会经常召开。有一天，我独自蹲在红房子门口抠土玩的时候，母亲从里面走出来，顺手牵着我，走到后排大屋子里去。所有大人都低头默哀。我傻乎乎地左顾右盼，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哭了？那天我第一次听见“刘少奇”的名字。
母亲干这个工作太特殊了。常常在工作时间以外，在家里做饭、吃饭的时候，有人来取货，她拔脚就走。尤其是长长的9个月的冬夜，寒风呼啸，户外零下35度以上，院门突然被咚咚敲响，母亲赶紧穿上棉衣应声去开门，和对方低声说几句话，随即就消失在漆黑夜色中。父亲大半年不在家，妹妹年幼害怕，我陪着妹妹在孤灯下眼巴巴地等母亲回家。
因工作责任重大，母亲对于钥匙格外惦记。可越惦记钥匙，越记不住钥匙放在哪里了：“我换洗裤子以后，解下钥匙明明放在这里的，咋就找不到了？”很奇妙的是，母亲一紧张鼻子头就变尖了；她一瞪我，眼珠子就像射出的子弹；她的嗓音突然变得尖而亮，发出金属的滑音：“欢欢地帮我寻哇！”（土语：欢欢地即快快地）她急毛火燎，翻箱倒柜地找，犄角旮旯地寻，甚至以为被大公鸡叼走了，打发我到鸡窝里搜，搭着梯子去树上寻。当然，最后钥匙总在家里被找到了。
仅有一次意外发生，不知道怎么，母亲买菜回来紧张万分，钥匙丢了。她几番回忆钥匙会放在哪里？最终，那个夏天的黄昏，火烧云在天空灿烂燃烧，别人在悠闲散步，母亲命令我们全家小孩，在红旗电影院到气象局门口的路上找钥匙。她分配我们四散开，假装无事人一般慢慢地溜达。她切切嘱咐我们，找钥匙的时候，无论谁问也不要说。许多年后，我常会想起那惊险一幕，一家人在马路上鬼鬼祟祟地走着，仿佛偷偷摸摸地搞地下工作。
多年前的红房子异常高大，窗户在靠近天花板的位置，只是窄窄的一条长方形，外面还镶一排铁栏杆，阳光照不进来。如果我恰好刚从外面阳光刺眼的地方走进来，会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清。一间大库房里又有多间小库房彼此相通，四周布满了货架。不知为什么，我对母亲的这座宝库有点害怕。空气中弥漫着仿佛来自古堡的气味，那股直穿毛孔的幽凉，就算是夏天进去，也同样会后背发冷。
小学语文课学到“幽”这个词，我第一时间用来形容母亲工作的红房子。如果你到过母亲的“秘密工作室”，就知道我的形容多准确。我通常进入大门后，来到北面第一间库房找母亲，有时她在，有时她不在。不在的时候我有点害怕，探头探脑地四处瞧看。真的，真的，这里的确可以拍摄鬼怪片，一点点声音也没有，一点点光也没有，一切挺立在幽暗的光线中，所有的东西一动不动。我根本不敢往更深的库房去找母亲，里面更加幽不可测，如果飘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幽灵之类的东西，用凉冰冰的大爪子一把揪走我可怎么办？
每次她来红房子，入口的门都大开着。阳光把门口的台阶染得雪亮，晒得门都发热，我站在雪亮的阳光处朝里面大喊：“妈！”声音飘飘荡荡转好多个弯飞进去，母亲果然在最深处的黑暗中，高墙的窄窗透进微弱的一缕光，把她的身影投射出轮廓。她遥远的“哦”一声，喊我进去。我壮起胆子，飞奔过去，第六感觉告诉我，一定有东西躲在暗处。而母亲却坦然自若地立着，双手在忙着。我暗自佩服母亲的勇敢！这样冷寂的房子里独自工作，一位女性得有多大的胆量呀。
院子的西边，是半露天仓库，用两面夹墙遮风雨，上面支着屋顶，重重叠叠的货物，简直要高到房顶了，谁垒放的？一定是母亲。我暗自惊叹母亲潜藏的力气，难道她是神话传说中的巨人吗？重重叠叠的货物后面还是重重叠叠的货物，木箱上用黑墨水画着奇怪的数字、字母和几何图形的组合。
没有一只兔子伸出头晃耳朵，没有一只小鸟在里面造窝，也没有杂草在那里生长，只有一大片黑森森的阴影交织，极度的安静让我恐惧。
我那时正在害怕鬼的年龄，打死也不敢到那些可怕的货架后面探秘。可勇敢的母亲在这里穿梭来去，看起来是那么坦荡无忧。有时我进来时，她已经理清货物了，还没到下班时间，于是把办公椅搬到院子里，晒得热乎乎的，她坐在那织一会儿毛衣毛裤，这是那个年代职工的习惯。她飞快地编织着，嘴里时不时发出轻轻的呼唤我乳名的声音。“妈，你叫我？”我逗蚂蚁时回过头问她，她笑一笑，不回答，继续编织。
红房子的东边和南边是空地，满是或粗或细的小沙石，沙子空隙间长出杂草。母亲在整理货物的时候，我在空地挖土或用树棍在沙地上画画。雨后，因沙地吸水，地势又高，库房院子里从未积过水，倒比别处更干净更阴凉。
这里长着非常茂盛的马兰草，七八月间马兰开花，红房子院里摇曳着一片淡淡的蓝紫。大院的孩子们都喜欢拔马兰编玩具，不过，他们都不进红房子来玩。母亲工作时，沉重的大红门并不紧闭，斜开一点，一推就可以进来的，但自由进入这里的人总是母亲和我。
春天，白蝴蝶和黄蝴蝶飞进来时，母亲笑一笑，指给我看：“那对蝴蝶就是梁山泊与祝英台变的。”夏天，麻雀们纷纷在红房子屋檐下做窝，小麻雀偶尔会掉下来，听老麻雀叫得惊惶，母亲出来一看，搬来库房的粗木梯子，再把没长毛的小雀送上去；秋天，老杨树的大黄叶子纷纷落满了屋顶的红瓦片，又落满空地。母亲每次进来时用大扫帚扫落叶，归堆后塞到麻袋里，冬天当引火柴烧。大院里的小孩子流行用自己捡到的黄叶以柄互相缠斗，叶柄断为败者，胜者为“将军”。我在红房子的老黄叶堆里总能选到出类拔萃的“将军”。冬天极冷，幸好母亲在红房子里生了火炉，但屋里只稍微暖和一点，进屋绝不敢脱下棉服。木桌子上放着一盏昏黄的灯，母亲坐在灯下，整理库房记录。我放学后进来，偶尔能吃到一把烤豆子……
我7岁那年的一天下午，红房子大门敞开，母亲紧攥钥匙，站在台阶上，表情绷紧。院里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吵吵嚷嚷的职工们。在西边的露天货架后面，一个男孩子正被几个叔叔扭送出来，像抓特务。他叫小标，父母都是我母亲的同事。小标闹离家出走，而他家和库房是一墙之隔，他翻墙头跳进来躲在货架后面不去上学，饿了，就翻墙回家找吃的。这天终于被发现了。
红房子重地第一次来了许多人。以至于后来，西墙的露天货架在我眼里不那么恐怖了，因为小标哥哥在里面度过两天。从此我看红房子最阴森的那一角，巫婆和魔女不再出现了，但我还是没胆量跑到黑咕隆咚处看究竟，万一还有精灵呢？从此母亲每天下班前都在院子各角落仔细巡视一遍才锁门。
母亲在红房子里工作，比坐办公室劳累数倍，因为从提货到装卸货物都需要强大体力，领导却只让她全程独自负责，没有一个帮手。母亲常常需要早早出发去提货，穿过整座城市的中轴线。她的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很讲究家庭成分，所以她工作必须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不然就被下调到偏僻边远小县。所以，无论什么季节，货到了要提，母亲二话不说都要坐公交车出发。无论刮疯狂的北风，飘着鹅毛大雪，还是电闪雷鸣，倾盆暴雨，母亲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母亲的提货生涯中有我参与的一次历险记。每次母亲都只能坐门口的老公交，从城市西边的起点晃到城市东边的终点，要两个小时；之后剩下一个小时的土路，不通公交，她需独自步行。或许是路上寂寞，有一次带我一起来提货。那次我可把母亲累坏了。老公交太老了，开起来车身吱嘎吱嘎响，还使劲摇晃。我晕车厉害，母亲不得不半路下车让我吐，然后再上车。终于坐到终点站，我晕得抬不起头，还是恶心，她只好背着我，步行到提货处，我不知不觉在她背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醒来已经在家了。那天的路程因为添了我，母亲加倍艰难，以后她提货不再带我去了。
母亲38岁生妹妹后，产后落下了毛病。最怕冬天刮凛冽寒风的天气，风一吹，她满脸满身爆出红枣大的疙瘩，剧烈的痒。可出门去提货，不能因为这点毛病而不去。冬天长达9个月，这个病发作数次，给我留下强烈痛苦的印象。
因常年独自提货运货，母亲像男人一样独立坚强。红库房里五金工具齐全，母亲毫不犹豫地拿起粗壮的钳子、改锥、斧子等等，拧螺丝，敲敲打打，爬上跳下，忘记了自己的性别。搬重箱子时，母亲用局部推移法，左一推，右一推，沉重的箱子就可以慢慢前进了。需要把重箱子放在板车上推出去时，母亲又用到杠杆原理，独自用粗木棍一点点把沉箱子撬到板车上……母亲独自在红房子里操练出很多实践经验。日久天长，她又琢磨出一套熟练的捆绑方法，用尼龙带捆绑货物时，她会把打结的地方卡在转角处，这样可以利用转角的棱卡着绳子增加打结的力度。母亲捆绑的货物非常结实，完全比拼一个男人。我没有经验，捆绑东西极其稀松，以至于母亲后来都退休了，她还会在我需要捆绑东西的时候，一马当先冲上来，用她的老经验给我解围。
货物到了红房子后，尼龙带被解开了，母亲绝不丢弃，她收集起来干吗？编菜筐子。如果是不同颜色的尼龙带，母亲就灵巧搭配颜色。当时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有塑料袋子这类东西。母亲的红房子里还有捆绑货物的黑色尼龙布条，卸货以后成堆扔在院里，若是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丢了垃圾堆。母亲则坐在红房子的院里，闲暇时把尼龙布条缠成一大团，钩了一个别致的买菜口袋，用了多年。
后来我上小学，参加了科技小组。教科技的崔老师知道我母亲在红房子里工作，一下子来了灵感，希望母亲帮助学校成立一个小小气象站。恰好库房有一批过期的仪器，母亲请示领导后，给我们学校用了。我是崔老师和母亲之间的“情报员”，因传递“情报”，终于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母亲的红房子里藏着的秘密宝贝们，原来是风速风向仪、风向袋、百叶箱、温湿度记录仪、传感器、风向标、雨量仪……等等，专门用来预报天气的。
除了红房子，在大院南边的西拐角，还有三间各自独立的灰砖小房子，孤零零地站在茫茫的大草地上，像油画家艾轩的油画作品《没有回声的荒原》。
童年结束得太快了，我还没玩够“翻车车”呢，还没有玩够小蝌蚪呢，还没有吹够蒲公英呢，那片茫茫大草地就消失了。
红房子被推倒了。
领导批准母亲拆走旧砖，隔壁的艾姨一家带着儿子女婿来哄抢。母亲独自蹲在烈日下，什么也不说，用水泥瓦刀，劈劈啪啪地敲打砖头上的大块水泥渣子，砖头码在独轮小车上十分沉重，母亲拼尽全力推回家。我父亲常年在外忙工程，我们仨小孩都上学，母亲只能一趟趟历尽艰辛。拆回来的砖，后来盖房子砌院墙都用上了。
母亲进入红房子之后，拨乱反正开始了……红房子时代的烙迹深深地刻在她的生命印痕中。
红房子里藏着母亲盛年的光华。那光华，历尽苦难而灼灼。
20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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