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谈张爱玲:
拿所有三十年代作家来,放在张爱玲的身边,立刻分晓;白话文有白话文的土、文艺腔有文艺腔的土、左派左派土、右派右派土,一个一个不是青筋暴露、就是灰头土脸。
唯一不土的是钱钟书,可他写一写又不写了。
这话深得张迷的心,也激发了船长探究的兴趣: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到底土在哪里?
近日重翻手头那本《张爱玲自选集》,看张爱玲1992年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读到“时代的纪念碑”这个词,恍然大悟。
张爱玲早年曾写过《自己的文章》,阐述自己的创作观。《张爱玲自选集》的序言就是在此文基础上的改写,但表达的观点更精炼清晰:
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更放恣,更真实,也更安稳。我只是打算用我的这支笔,记下人生的这一面,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并以此予“启示”于周围的现实。“时代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我也不想写。
时代的纪念碑,是船长对冰心、丁玲等所知不多的,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的印象,这印象先是来自小学语文老师的灌输,然后再与自身的阅读体验相印证,就越来越变成了蔡康永所说的那种感觉:土。
当然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学也是战场。或者说文学一直都是战场,只是特殊时期的文学与政治捆绑得更紧一些。在那个大变局的时代,张爱玲当年估计没少被批评作品不够“时代特色”。
例如傅雷评《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并称“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回应:
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就是张爱玲老实的地方:写他,如他所是。
这也是张爱玲不“土”的地方,不加主角光环,不开金手指。
我们小时候语文课上碰到过不少千人一面的“高大全”和“假丑恶”的人物,如今想想是不是特土?
作为一个敏锐的天才作家,张爱玲“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因为她很早就意识到“故事自身的展开会战胜预定的主题”。所以,她愿意“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这是一个作家的清醒,也是一个作家对写作本身的敬畏。
《金锁记》张爱玲手绘图船长这段时间为了突破头条号的新手期,密集地答了好多关于《红楼梦》的题。有一些题就让人挺无语的。例如:《红楼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也许这个问题本身没什么问题,只是船长一看到“中心思想”四个大字,就条件反射地觉得这是在拷问作者的价值取向:批判了什么?歌颂了什么?
最令船长无语的是某一版的《红楼梦》,改编者或许心中存着“烈女必须贞洁”的执念,惘顾故事自身展开的逻辑,硬把尤三姐改写为以清白之身赴死。是想表现贾珍贾蓉是纨绔里的清流吗?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写作者一旦对笔下的人物做起了道德判断,土味就掩饰不住。
其实不土的当然不止钱钟书,船长觉得苏青也不土。这个以后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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