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可靠地记载了帝王贤明政治、天文历法的形成等内容的史料汇编；《圣经》则是西方基督教的源头，是西方思想文化的瑰宝。
东方的文明以中华文明为核心，《尚书》之于东方犹如《圣经》。
基于此，两书的内容在解释世界的诞生方面有很大的关联与差距，对于政治思想两书也均有体现，因时间准备有限，仅对于《尚书·尧典》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记载和《圣经·创世记》中“神的创造”的一章，做一个浅浅的比较，均属于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在某些特定的文化情境下，经过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后，一个区域会形成独有的文明。而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延续和传播的重要媒介。
在18世纪英国《出版管制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是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
这一项规定引起了英国人的痛切陈词和极大不屑。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表示，书是生命的延续，无书之人相当于浪费土地。可见书籍对于文明的形成是起极大作用的。
以上只为说明《尚书》与《圣经》分别对东西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它们的行文内容上说，《尚书》与《圣经》均从上古开始谈起，《尚书·虞书·尧典》中首先写了尧帝关于时令创造，而《圣经·创世记》中同样首先写了“神的创造”一节。我认为两者的开头部分是相似的，都是要架构一个时间和空间，然后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因为在一个完善而无可挑剔的时空构架下，叙事才能令人信服。如讲一个恐怖故事，仿佛必须要说一句“月黑风高”才会可信。
有学者认为，《尚书》比《圣经》历史书开始约早906年至806年，结束则约早222年，大体言之，约略近似。
若以这个时间来对比，《尚书》因为时间悠久、存亡散佚、难辨真伪，或许在虞书之最初有更为详细的时空构架。而《圣经》保存相对完善，在时空构架上十分完整。
两者在构架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多差异，由此影响了一个不同的东西方文化。
《尚书》中塑造的“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乃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是四时和四方的构建，即尧命令羲和四字（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奔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负责春夏秋冬四个时节，是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最基本的环节和世界最基本的秩序，这是天地秩序的建立，即宇宙的开辟。
对照《圣经》中创世“神的创造”中描写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二日神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空气的水为天。第三天造出了地。第四天造了光体和众星，并管理节令、日子、年岁。第五天造了有生命的动物。第六天造了人，这个世界的天地万物就造齐了。
这是西方一直以来信奉的上帝创世说。
我曾难以想象为何宗教会对人思想产生如此大的改变？
读完圣经，我感叹书中所塑造的那个世界，它的时空体系十分完整，在一个思想单一，大家都在思考“我是从哪里来”、“将要到何处去”这些问题时，圣经给了人答案，用无法考据的词汇和套话建立了自己的幸福时空，所以大家会虔诚地相信“上帝的存在与创世”理论，逐渐，这个思想会指导你的行动，大多人都做出同样或相似的行为时，一种特有的文化模式便形成了，文明也会慢慢随之改变得与书中相近。
《尚书》也是如此，它深深地影响着其他书籍（春秋、史记等史书）的编纂，它塑造了一个特有的时空，让后人无法推翻，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东方的文化也由此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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