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事件曝光后,叶永青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对叶永青有所了解的人,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叶帅有才华,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去抄袭,而且抄得那样的拙劣,几乎就是临摹!
其实,要搞明白也不难。
先说什么叫才华。一个能背诵很多很多很多首唐诗宋词的人,我们说他记忆力超强,但不会说他有才华;一个背不了多少唐诗宋词,却能出口成章,提笔为诗的人,可算是有才华。一个会临摹,而且临摹得很好的人,如果硬说有才华,那也是大芬村的才华。
所谓才华,是一种创造力,是与众不同的发现与表达的能力。抄袭绝不是才华。
然而在中国,却真有一种把抄袭当才华的传统。曾经有人面对竹子画了幅写生,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人画的是竹子。但绘画界的行家里手却说:画得不像。为何不像呢?因为这人画的竹子,不像文同的竹子,不像徐渭的竹子,也不像郑板桥的竹子,总之一句话,这人画的竹子师出无名,所以不像竹子!
以这样的思维定势垫底的绘画教育,会有创新吗?不会有。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不鼓励创新,反而鼓励模仿。当然,模仿也不算抄袭,但模仿过度了,就成了抄袭。在缺乏开创精神的社会文化中,创新有时会被认为是不和谐的杂音,创新甚至会给创新者带来很多的麻烦或后患。反而抄袭能给人带来安全的感觉。长此以往。模仿就成了才华,抄袭也能够被绝大多数国人理解。这就是你我成长的背景。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创造力被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教才统一了,差不多没有了个性。从公文到论文,从职称考评到职位提升,我们的批判力洞察力也差不多被送进了坟墓,死在了摇篮。难怪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如此看来,叶永青走到这一步,错的不仅仅是叶永青,还有你我成长的环境和千百年传承的文化,还有与此相关的一大帮人:评家、藏家、炒家、官家、贪家、中家、兴家、华家、为家、咱家等等。
昨天今天甚至明天,要想在中华大地混出个人模狗样,有没有才华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聪明。无论是大聪明亦或是小聪明,总之要耍聪明,只有聪明可以助你成功。
既然说到了成功,现在就来说成功。
什么是成功?现而今眼目下,成功就是有钱,或者说有钱就叫成功。没钱,就叫不成功。
叶永青太太说,早年的叶帅画画,画得很苦,条件也差。可见早年的叶永青虽然画了很多画,举办了很多展览,但没钱,所以不能算成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评论家的鼓捣下,艺术家的成功秘诀,就是建立一套个人识别系统,跟商业经营中的VI识别相似。为了建立这套VI系统,聪明的艺术家就开始了借鉴与寻找。由于有传统文化之大背景,没多少人去创造个人符号,因为创造的东西总是师出无名,评论家看不明白,观众也看不明白。即便评论家看得明白了,他们也不敢轻易论说,新东西会总给人不安全的感觉。为了所谓的学术安全或个人荣誉,他们习惯人云亦云。这一波“寻来找去”运动式的借鉴风潮,从上世纪“85”开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开头的十来年。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有人找到了利希滕斯坦,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了霍克尼,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了一张笑脸,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一张面具,画变成了钱,成功了;有人找到了老照片,画变成了钱,成功了。那时候,圈内有一个说法,太知名的符号别借鉴。毕加索名气太大,无人借鉴;梵高知名度太高,没人借鉴;波洛克特色太明显,没人借鉴。聪明人都知道,要借鉴就要找那些不太知名的艺术家借鉴,或者找那些国内刊物少有介绍的艺术家借鉴。叶永青是聪明的,他找到了比利时的西尔万,这人的个人识别符号明显,但中国人知之甚少,就连大名鼎鼎的评论家栗宪庭都不知道。找到西尔万之后,叶永青的画变成了钱,他成功了。符号是西尔万的,钱却是叶永青挣的。这样的钱拿着应该有些不踏实。也许叶永青不想这样,但不这样就成不了功;也许叶永青想要改变,但改变了,画就变不成钱。为了虚荣,也为了金钱,他只能这样一意孤行走到天亮了。话又说回来,我们有这样的文化,抄袭也就没有多大的压力。没多大压力也就没多少警惕。疏忽大意之时,天亮了,西尔万看见了叶永青......西尔万看见了叶永青,说不定某一天,东尔万,南尔万又看见了张永青李永青,或者另外什么永青。
叶永青事件发生了,但这一切不能都怪叶永青。如果真要怪,就要怪我们成长的文化环境,怪我们不思创新、怪我们不敢批评、怪我们不敢异议。
但愿叶永青的抄袭事件,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尊重他人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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