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去看绍阿姨。
绍阿姨原先跟母亲住过同一家养老院，后来因为自己的两只狗在养老院无处安放，就在外面租了一楼的房子。
老人已90有余，去年我去看她时身体还不错，能自己烧饭、收拾卫生，还能坐着轮椅出去遛狗。今年再去看她时，明显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腰弯的厉害，走路腿疼的不行。所幸有一个保姆在身边，洗衣做饭、买菜遛狗。
我去的时候，保姆出门遛狗了。问起保姆如何，老人似有难言之隐。遂宽慰老人：“天天在一起，自己的儿女呀也会有做不到的地方。”
老人脸色突变，悻悻说：“儿女更是虎狼之类。”
之前养老院就有传言，说绍阿姨的儿女从不上门，看来的确如此。
绍阿姨目光中流露出的无奈令人心酸，我在犹豫着该不该深问时，一声长长的叹息仿若道尽了世事的沧桑：“就因为捐了房子，儿女如今已为陌路。”
曾听母亲说过绍阿姨将自己的房子捐给了国家，具体细节如何，养老院的人都不得而知。
此刻阳光渐渐从房间里离去，深秋的下午，四点钟时，光线开始慢慢转暗，老人的眼神似乎也在一点一点黯淡下来。我没有问，老人已然开始开始了讲述：“我出生在沂蒙山区，从小没有母亲，七八岁就跟着父亲下大田，吃尽了苦。后来到青岛参加了工作，再后来退休后，每年都会回乡下住一段时间。那时的的沂蒙山区仍是贫困不堪，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孩子更为可怜，我就在想怎么能帮帮他们。
后来有一天在跟邻居聊天时，邻居说她将自己的房子卖了，西南向的房子卖了260万。听到这里，我忽然心里就有了想法，对呀，百年后，我可以将房子捐给相关部门，卖房子的钱可以用来救助农村的老人孩子。
为了不让房子落入贪官手里，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报纸上、电视上留意可信赖之人。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伯礼（不知道老人说的是不是这个张伯礼先生，我查了一下，张伯礼先生曾在教育部任职），感到张伯礼先生是一个清官。第二天我就带上房产证、身份证去了北京。
那时还是90年代，我到了北京后，打听到中国教育部所在之处，遂赶往此地。门口站岗的人看到我这样一个衣着朴素，风尘仆仆的老人找张部长，感觉很不可思议。在我说明来意并不断请求中，门卫给里面打了个电话，我才得以进去。
见到张部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后，我将身份证、房产证出示给部长看。开始张部长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不能接受，让我收回房产证回去再考虑考虑。我讲述了沂蒙山区贫困老人和孩子的现状，表达了自己想帮帮他们的心愿，等我百年后希望将房子卖掉，将这些钱用来改善山区贫困家庭的生活。
在我的坚持下，张部长他们收下了我的房产证，我又将缝过的衣服口袋拆开，掏出里面的5000元现金一并放到了房产证上。
临走之时，我一再叮咛工作人员不要将此事做任何宣传。我对他们说我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与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们相比，我所做的微不足道。”
老人用很平静的声音讲述着在她自己看来是很平凡的一件事情，于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也有一些激动。那些从前出现在报端、荧屏上的事迹，此刻竟然离我如此之近。
眼前坐着的老人衰老的样子令人心疼，但老人内心的善良却令这个深秋的下午特别温暖。
老人继续讲述着，只是后来的事情却变得越来越糟糕。儿女从媒体上得知母亲将房子捐出后，即刻翻脸。老人说儿子在青岛有四套房子，女儿丁克家庭，两口子住的也是豪宅。儿女生活富裕，平常却对老母亲缺少照顾关心。这次听到母亲捐了房子，各种操作都用上了：在亲戚朋友面前四处说母亲坏话，上门大吵大闹逼母亲要回房产证。
老人实在无法忍受，本想在百年后捐出房产，老人决定提前卖房。与北京那边电话沟通后，教育部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来青岛协助老人卖房，东南向的三室一厅的房子总共卖了三百多万，老人留下小部分钱用来以后租房子用，将两百多万悉数捐出。
儿女见此断了念想，从此与母亲断绝关系。
老人独自租房居住，养了两条小狗，视若孩子般宠爱。再过了几年，老人身体渐渐不支，带着狗狗搬进了养老院，养老院将狗狗安置在院子里。
那年也是深秋季节，那只叫小黑的狗狗怀孕了，考虑到北方冬天的寒冷和将要生产的狗狗，老人带着两只小狗搬出了养老院，租房居住。
那时母亲会跟我说绍阿姨应该将两只狗狗送人，自己也可以在养老院安度晚年，我也有此想法。后来我去看过老人几次，也劝过老人将狗狗送人，老人每次都说哪里舍得，他们就跟我的孩子一样。
此刻听完老人的故事，也就明白了老人与狗狗感情的深厚，老人是真的将狗狗当成了自己的儿女……
回来的路上，老人佝偻的身体挥之不去，空洞的眼神也挥之不去，那声长长的叹息似乎也一直萦绕在耳边……
我能做的就是以后多去看看老人，陪她说说话、聊聊天，听老人讲述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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