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撰吕柟（字仲木，号泾野，正德三年状元）初与王阳明论讲《论语》，颇为相得。随着王阳明的地位越来越高，从学者越来越多，吕柟开始质疑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可惜没有机会见面，他对王阳明的学生邹谦之说，阳明之学痛世俗诵章之烦，病世途势利之争，穷本究源，因近及远，而曰行即知也，知本良也，这是对的。但要说见守齐举，知行并进，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因此阳明之学，中人以上虽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无所归。
许浩（字廷纶，号函谷山人）与王阳明同科进士，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有“北许浩，南阳明”之称，两人私交很好，但观点也不一致。他也来和王阳明论学，提出太极“气理兼备”，不涉于无；性乃“理气浑全”，本无支离，俱不可专以理言。斯拟也，诠择精真，解惑千古。王阳明却不与他辩论，笑着说，我们还是各说各的吧，还去翻那些旧书干嘛？
徐守诚（字成之）与王阳明少年时就在一起，为人克励自立，不苟言笑，被人笑为迂腐，但他不为所动。王阳明在来京师的路上，遇到旧友郑岳（字汝华，号山斋），正好谈起了徐守诚，令王阳明甚是思念。抵京后，王阳明给徐守诚写信说：“修己治人，本无二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日用间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则义理自熟，孟子所谓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
徐守诚于是前来京师拜为弟子，询问朱熹和陆象山的异同，王阳明作了书面答复，主要内容如下：
王文辕（字思舆，号舆庵，山阴人，浙江乡试与王阳明同年中举）认为，陆象山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堕于禅学之虚空，但持守端悫，不失为圣人之徒。
徐守诚认为，朱熹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但主张循序渐进，也不背《大学》之训。陆象山一以尊德性，则虚无寂灭，不是《大学》倡导的格物致知之学。
王阳明对他们两个人的观点都不赞同。
陆象山未尝不教授弟子读书穷理，怎么能说他虚空呢？陆象山主张“易简觉悟”，“易简”之说出于系辞，“觉悟”之说，虽出于佛家，但并不违背圣学。
朱熹讲“道问学”，但也主张“居敬穷理”、“非存心无以致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又怎么是支离呢？朱熹是担心各人的资质不同，所以主张先格物致知而无不明，然后诚意正心，就不会走错路。唯独他平日汲汲于注释考辩，人们疑其玩物。
王阳明总结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学，就是求以尽吾心。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吾心；道者，道吾心。朱熹发明六经、论语、孟子之旨，对后学很有帮助，这无可厚非；而陆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他的功劳不可贬污。而世之儒者，视之以禅学，实在是太冤枉他了！
王阳明最后表态，宁愿被天下士人讥笑，也要发扬陆象山的学说，无怨无悔！
朱熹与陆象山在鹅湖之会上发生了激辩，没能达成共识，他们之间到底谁是谁非，一直是历代学者关心的问题，王阳明虽然持论比较圆融，但最后的态度还是非常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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