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更喜欢苏轼，还是王安石？他们争斗成这个样子，在你内心，有没有一个判断，他们俩到底谁是坏人？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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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很喜欢苏轼，有没有扼腕叹息过，苏轼因为回家为父母服丧，错过了大展宏图的大好机会？那么我们开个脑洞，假如没有那六年的错失，苏轼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番光景吗？
这个问题，南宋大儒朱熹也想过，他说：如果苏轼在青年时代能被起用的话，会成为另一个王安石。
苏轼同样有着给北宋社会做全盘改革的抱负，这一点和王安石并无二致，区别仅仅在于，苏轼要比王安石审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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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知识，我们可以轻松做出预判：任凭苏轼在做规划的时候有多么面面俱到、巨细靡遗，也注定会以失败收场，结局不会比王安石更好。
这种失败，同样和哲学高度有关：苏轼没看懂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所以才误认为人既然可以规划一座宫殿，当然也可以规划一个广土众民的帝国。
苏轼没懂的道理其实道家经典早就讲过，以苏轼的阅读量也肯定读过，只是至少在他的青年时代还没能真正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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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认为，无论苏轼有多少考虑不周，尽管王安石年长他15岁，他看问题却比王安石更深刻。苏轼的万言书里有一段分析“内外轻重”的内容，特别能够见出苏轼的深度。
所谓“内外”，内是中央，外是地方。中央和地方的轻重关系是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小心规划的核心问题，要让内和外起到彼此制衡的作用。周朝和唐朝就是外重内轻的结构，秦朝和曹魏就是外轻内重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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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总结出一个规律：“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臣问鼎之忧。”
意思是说，在外轻内重的格局里，皇帝身边容易出现奸臣弄权，皇帝形同傀儡，地方上却没有实力和奸臣抗衡；在外重内轻的格局里，地方诸侯容易拥兵自重，不听中央号令，甚至兴兵造反。
北宋建国，把唐朝当成前车之鉴，反唐朝之道而行，做成内重外轻的规划，具体设计就是“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也就是说，全国财税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京城一带驻扎着规模惊人的由中央直辖的禁军。
在这样的结构里，任何一名地方大员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搞叛乱，但是，怎么才能避免皇帝身边有奸臣弄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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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皇帝其实想到了规避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台谏制度。
所谓台谏，分指两个部门：御史台和谏院。这两个部门很特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部门主管，所以每个干部都有很大的自主权，职责就是给朝廷挑刺儿，哪怕无凭无据都没关系。
这种台谏官貌似历朝历代都有，并不稀奇，但苏轼讲，从秦朝以来，因为给朝廷提意见而丧命的，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几百人，但我们宋朝不一样，提意见的人都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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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谏官员的地位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皇帝和宰相都没法轻视他们的意见。在仁宗朝，有人讽刺宰相没有主心骨，只会跟着台谏的意见转。做出这种讽刺的人，实在是不懂得赵匡胤的良苦用心啊。
当然，北宋的台谏官未必都是好人，提的意见也未必都对，但即便这样，为什么还是由得他们自由发言，不杀几个说错话的人来煞煞他们的气焰呢？
其中的深意，就是要用台谏制度来防微杜渐，把外轻内重的格局下容易发生的奸臣弄权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只要台谏制度在，就没法形成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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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接下来从历史转入当下，说王安石利用人事操作，把台谏官员一一换成自己的支持者。长此以往的话，皇帝就被孤立了，外轻内重的弊端就要显形了。
这真是很深刻的见解，但是，当我们站在王安石的一面，就会发现他也有自己深刻的无奈。
全盘推进“新法”，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壮举，如果领导班子心不齐，那么单是为一个提案就能被台谏官磨折好几个月，王安石就算忙到退休，变法也推进不了几步。
我们看历朝历代，凡是雷厉风行的改革，一定会从集权开始；凡是走流程，搞民主的，都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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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的局面就这样出现了：前者带来的短期收效往往会导致长远的危害，后者推动不了任何改革，还缺乏应变能力。
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设计始终都没能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所以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这方面我们倒可以看看古罗马的制度：古罗马的共和国体制是一种精英民主制，元老院集体治国，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特别是迫在眉睫的的战争，元老院就会提名一位独裁官。
独裁官的任期是被严格限定的，最多只有六个月，因为当时打仗通常都会在六个月内结束。这六个月，相当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独裁官握有空前的大权，令行禁止，而任期一满，一切又会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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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欧美国家的“国家紧急状态”制度就是从古罗马的独裁官制度演变来的，总统在紧急状态里握有独裁官一般的权力。但是，独裁官制度是应急用的，变法却是长期的事业。王安石要想推进改革，除了高度集权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集权分成两步走：一是消灭朝堂上的反对声音，二是消灭社会上的反对声音。
前者相对好办，凡是不支持变法的官员，通通排挤出去；后者难得多，但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来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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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亲自动手，编写儒家经典的标准解释，称为“新学”，读书人要想考中科举，就必须认真学习“新学”教材，各抒己见绝对不行。王安石的考虑也算合乎逻辑。
这样的思路，在儒家经典里倒也不愁找不到理论支持。儒家确实有统一思想的倾向，这是来自熟人社会的传统，到了孟子时代，社会格局已经天翻地覆，但孟子的头脑没能转过这个弯，把统一思想、消灭异端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
这很符合人的常识，谁都知道团结力量大，只有心往一处想，才能力往一处使。似乎谁都很难否认，一个领导班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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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团结会怎么样呢？苏轼援引儒家经典，《尚书》有一篇《君奭》，是周公讲给召公的话。
当时的天子是周成王，年纪太小，周公和召公共同辅政，构成了当时最核心的领导班子。但就这么两个人，偏偏还有不和。那么在儒家看来，周成王时代是有名的好时代，周公是圣人，召公虽然没到圣人的级别，但至少也是贤人。所以，不团结并不意味着有坏人，也不会妨碍政治稳定。
有意思的是，苏轼援引《君奭》并不是直接引用，而是转引汉朝人孙宝对《君奭》的评语。这就是话里有话了，因为孙宝在说这话的时候，正是王莽快要篡位的时候。当时的舆论导向已经完全被王莽操控了，无论王莽说什么，做什么，所有人一致赞同。这段背景苏轼没有直说，其实就是在暗示宋神宗，小心王安石要做当代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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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轼没把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但话说到这种地步，已经大有正邪不两立的感觉了。
在北宋熙宁变法带来的旷日持久的党派斗争中，苏轼和王安石，这两位才学、见识、智慧同属当时第一流的杰出人物，各自终于在对方眼里变成了奸佞小人。
后代的人，喜欢苏轼的就把王安石看得奸，喜欢王安石的就把苏轼看得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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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给历史复盘，毋庸讳言的是，两个人都有小小的奸的一面，这是正常的人情，毕竟在熙宁变法这个激烈的官场漩涡里很难长出白莲花来，但从大节来看，这绝不是忠与奸、正与邪的斗争。
但我们还要理解的是，在儒家传统里，这样一场政见之争为什么注定会形成忠奸正邪之分：王安石的“奸”，来自他的不近人情和大刀阔斧、力排众议的改革；苏轼的“奸”，来自他背离了儒家的性善论基石，文章有纵横家的习气，观点经常飘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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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谈一下这件事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因为这份启发来得相当自然。
第一层启发是：想害我们的人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多。
第二层启发是：之所以我们天然就有把不同意见者想像成坏人的倾向，首先是因为这会降低风险，想错了通常损失不大，没想到却会有性命之忧，其次是因为这种倾向会使我们和相同意见者联结得更紧密，这正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生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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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敌人是永远也消灭不完的，我们会比需要朋友更加需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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