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是奏调沈葆桢赴自己的安庆大营帮忙，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第二年他又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这是不符合清代政治惯例的一次破格举荐。因为沈葆桢以前不过是个道员，没有经过布政使等历练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经过署理而直接实授，在清朝历史上十分罕见。可见曾国藩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按照官场传统，曾国藩是沈葆桢的“举主”。沈葆桢应该感激涕零并大力回报，不想沈氏却在此时做出了断饷之举。
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自幼即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想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曾国藩举荐沈葆桢的目的，是要他把江西变成湘军的后方据点，而沈葆桢的志向，却决不在做曾国藩的附庸。他有自己的想法。
沈葆桢却不想成为一个把命运交由别人去掌握的人，曾国藩虽然承诺由湘军保卫江西的安全，然而军事瞬息万变，救援岂能总是那么及时？因此他一反以前历任的做法，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开始招兵买马，决心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然而，供养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这就和曾国藩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沈葆桢因此决定每个月截留四万两漕折，用于建设本省军队。
沈葆桢截留四万两军饷本来已经出格，更为出格的是，沈葆桢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曾国藩商量过。因此曾国藩后来说沈氏“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沈葆桢为什么不打招呼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独立建军的做法是违反曾国藩的指示的，因此干脆不商而行。
曾国藩自己在日记中写到：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内心愤怒纠缠如此，但是曾国藩的外在反应却没有任何失态之处。
早在同治元年（1862），因为与当时的江西藩司闹矛盾，曾国藩就曾在日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无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这是曾国藩在遇到困难阻碍时的一贯心态。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其他人如同秋草伏风一样，偃伏在自己脚下，让自己的所有决定都得到“坚决贯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的斋名为求阙，一生勤求己过，最喜欢听别人的批评。越是位高权重，他越是主动听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气”“客气”和“矜气”。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砭吾之短。
经过反思和调整，他应对此事的态度非常理智平和。曾国藩的幕僚们纷纷大骂不已，要求曾国藩马上参奏。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他提拔起来的，现在又进行参奏，不光沈氏脸上不好看，他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况且沈氏用钱也是为公，所争毕竟不过四万两，为数不算太多，随他去吧。曾国藩念起忍字诀，选择悄悄吞下这颗苦果，“遂未奏请，以全寅谊”。没有向外界公开他和沈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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