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的有进步吗?【上】
若以国家、道德和宗教兴亡的全貌为背景，“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可疑的。
但是，进步难道只是每一代自诩“现代”的人，徒劳无益、习惯性的吹嘘吗?
从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有的技术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旧目标取得财货，追求异性(或者同性)，在竞争中取胜，发动战争。
在我们这个觉醒的世纪里，最令人沮丧的发现之一，就是科学的中立:它随时愿为我们疗伤，也随时愿为我们杀人;它能为我们建设，破坏起来也更厉害,现在想来，培根骄傲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多么不合适啊!
有时我们感到，相比于今天我们一再努力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们的目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在强调神话和艺术，而不是科学和力量，其做法显然要更为明智。
我们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善与恶的特点兼而有之。
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可能已经削弱了我们体质的活力与道德品质。
我们极大地发展了运输方式，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用它来方便犯罪、去杀害我们的同胞，或者是杀死我们自己。
我们两倍、三倍甚至百倍地提升运动速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精神变得更加懈息，拥有双腿的我们，每小时能够移动2000英里，但我们始终不过是穿着裤子的猴子。
我们为现代医学治疗和手术的进步而喝彩，但愿它没有带来比病痛更坏的副作用;我们感谢医生超强度的勤勉，他们疯狂地与细菌的复活和新疾病进行赛跑;我们也很感谢医药科学帮我们延年益寿，如果这种延长不是被病痛、残废与忧郁所包围的话。
学习和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能力比过去增加了上百倍，但是有时我们又羡慕我们的祖先，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只是偶尔被村子里的一些琐事骚扰。
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也任由阴暗、破烂的贫民窟在城市中溃烂。
我们为摆脱了神学而欢欣，但是我们是否培养出了一种自然的道德伦理--独立于宗教之外的道德规范--其力量足以阻止我们自私、好斗和好色的本性破坏我们的文明，从而避免陷入贪婪、罪恶和淫乱的泥潭之中呢?
我们是否真的超越了偏执，还是仅仅把对宗教的敌视变成了对民族、意识形态或种族的歧视?
我们的风尚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了?
其中，一位十九世纪的游客说:“当你从东向西游历，风尚有规律性地在变坏;在亚洲是坏的，在欧洲也差不多，在美国的西部各州，则是集坏之大成。”
而现在东方却在模仿西方。
为了保护人民不受社会与政府的侵犯，我们的法律是否对犯罪太过宽大?
我们让自己享有的自由，是不是已经超出了我们智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
或者，我们的道德和社会的混乱已如此不堪，使惊恐的父母重新跑进圣母教堂，求她管束自己的儿女，无论付出什么样思想自由的代价?
是不是自笛卡尔(Descartes)以来，由于哲学不承认神话在安慰人类和控制人类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导致所有的哲学进步都是一个错误呢?
“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自春秋战国以来，哲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
或者自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以来，文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
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我们的音乐，虽然有复杂的形式和强大的交响乐团，就一定比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的音乐更加深沉?
或者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用他们简单的乐器随意伴奏下的单调歌声，更加悦耳或感人?
[爱德华·拉内(EdwardLane)谈到开罗的音乐家时说:“我曾被他们的歌深深吸引……比我以前欣赏过的任何音乐都要好。”
我们的现代建筑一——虽然风格大胆、新颖、令人难忘-——与古代埃及或希腊的神庙相比又会如何呢?
或者我们的雕塑，与埃及法老海夫拉(Chephren)的雕像，或者希腊信使神赫尔墨斯(Hermes)的雕像相比，又会怎么样呢?
或者我们的浮雕，与古波斯帝国的都城帕赛波里斯(Persepolis)，或者希腊帕特农神庙相比，又如何呢?
再或者，我们的绘画，与凡·艾克兄弟(vanEycks)或者霍尔拜因(Holbein)的画相比，又会怎么样?
如果“用秩序取代混乱是艺术与文明的本质“，那么美国与西欧的当代绘画，就是以混乱替代秩序，这不是我们文明堕落到杂乱无章的混乱状态的明显信号吗?
历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
以较为乐观的偏见选择我们的证据，我们也许能引申出更惬意的思想。
但是，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进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如果它意味着幸福的增加，那么历史的进步就是子虚乌有的。
我们自寻烦恼的能力是无限的，不论我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实现了多少理想，我们总要为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幸找出借口。
认为人类和天地万物不值得我们赞扬，这种想法能带来隐秘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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