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年轻的时候写过的《思治论》简直就是王安石改革的精神同道，但他最终走向了旧党阵营，成为北宋改革的大力反对者。那么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苏轼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又是如何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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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章有个特点：单独来看，都是酣畅淋漓、无懈可击的好文章，但如果百十篇看下来，就经常能发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从“人情”这个话题谈起。
苏轼的父亲苏洵有一篇名文《辨奸论》，如果不是伪作的话，那么它的问世就标志着苏家和王安石彻底撕破了脸。
事实上，即便《辨奸论》真的像某些学者怀疑的那样，是南宋人的伪作，但文章的观点绝对可以体现“三苏”父子和王安石之间在性格和价值观上的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就是“人情”。
《辨奸论》批判的“奸”，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近人情”。文章列举了春秋时代齐桓公身边很著名的三个人物：自阉的竖刁，杀掉亲生儿子的易牙，抛家舍业的开方。
为了服务齐桓公，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人间大爱”，在苏洵看来，必然藏着大奸大恶的图谋。《辨奸论》最核心的一句话是：“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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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就是当时最出名的不近人情的人，明明收入不低，偏偏爱穿破衣烂衫，脸都不洗。看来他刻意要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太全心全意为国为民了，连衣服都顾不上换，脸都顾不上洗。
今天我们也许还能理解王安石的做派，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嘛，要么就是从小没能养成卫生习惯。
但北宋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儒家又很讲究衣食住行的各种规范，宋朝知识分子看不惯王安石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我们给历史复盘，用上帝视角看问题，当然不否认王安石是一代伟人，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不近人情。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在做制度设计的时候，没能把人之常情考虑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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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个人生活上，王安石也不大会交朋友。愿意亲近他的，通常不是另类分子，就是别有用心的人。
苏轼刚好相反。我们从他最出名的那几首诗词里，会觉得他是一个飘飘欲仙，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其实他很接地气，很通人情世故。在苏轼身上，体现出宋代士大夫最经典的关系攻略。
今天我们觉得建立人脉，先要向对方提供帮助，至少先要应承一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找我。”但苏轼不同，他会主动请求别人帮忙，所请求的通常都是些对自己很重要，但对别人来说并不很麻烦的事情。
谁会愿意拒绝这样一个既可亲可爱，又才华横溢的明日之星呢？苏轼请过司马光为母亲写墓志铭，还向司马光提过亲，想把表侄女嫁给司马光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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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难想见，在王安石眼里，苏轼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带着纵横家的习气，既没立场，又能钻营，过于近人情了，说是奸险小人并不为过，而在苏轼眼里，不近人情即是奸，何况这个奸人本来就不被大家喜欢，还公开难为过自己兄弟。
即便苏轼和王安石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即便王安石能欣赏苏轼的《思治论》，苏轼也能欣赏王安石写给宋仁宗的万言书，彼此也无法相容。
事实上，就在熙宁变法开始的时候，宋神宗本着爱才的心，希望王安石可以接纳苏轼，但王安石的态度是：就算我愿意，苏轼也不会愿意，因为苏轼一定舍不得抛开自己经营多年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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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年），变法伊始，苏轼上了一封万言书。
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政见。在这份万言书里，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政治态度，苦口婆心地劝说宋神宗及早放弃王安石主义。在反对变法的所有意见当中，这封《上神宗皇帝书》系统性最强，对“新法”的打击面最广，而且举证有力，逻辑清晰，让人很难反驳。
这封万言书，内容实在太丰富，我先选一个重点来谈。
首先从纲领上说，苏轼的意见总共只有九个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这种正确的废话放在任何时代说都不会有错，但放在熙宁二年来说，其实很有针对性，因为王安石的新法正在迅速败坏着人心、风俗和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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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个很重实际的人，在他看来，“新法”到底好不好，对不对，也许还可以存疑，说不定真理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王安石一个人是对的，天下人都是错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法”的推行已经犯了众怒，而搞政治是不该犯众怒的。
苏轼举了《左传》里的一个例子：郑国执政官子孔想搞集权，议定法令要求大家遵守。看到反对的声浪很大，子孔准备严格执法，杀光反对派，但郑国大夫子产拦住他，说正确的做法是把法令烧掉。
子孔当然不同意，说：“制定法令是为了安定国家，如果因为大家不满意就烧了它，这不就等于大家一起来执政吗？国家还不乱套了？”
子产接下来回答的话后来成了一个著名的成语：“众怒难犯，”犯众怒的事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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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犯了众怒还能成功的先例。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么商鞅变法算是一个。但苏轼继续分析：商鞅变法虽然成功了，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秦国的富国强兵，但代价是不但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也败坏了秦国的人心。
结果秦国虽然取得天下，但没多久就败亡了。至于商鞅本人，不但作法自毙，死得很惨，而且秦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同情。苏轼在这里给出一句结论：“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
这段内容，特别能够代表苏轼的价值取向，那就是高度的实用主义。
所以，王安石说苏轼学术“不正”，是纵横家习气，说的倒也没错。如果是“正”的儒家，一定会只论是非，不计成败，虽千万人吾往矣。纵横家却会从成败得失的角度来考虑手段，只要人心所向，事情能成，哪怕手段不正当也没关系。
苏轼之所以如此看重人心所向，是因为以古代的管理水平，一来不能主导舆论走向，二来镇压叛乱的成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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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留意，那就是苏轼在这里把商鞅变法当作了一个反面案例，但你应该记得，上一讲谈到《思治论》，商鞅变法明明就是正面典范。两篇文章时隔六年，苏轼的观点已经变化这么大了吗？
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还写过一篇《论商鞅》，彻底把商鞅打倒，说所谓商鞅变法导致国富民强，这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司马迁误信了这些话，写进《史记》，后人又误信了司马迁。
我们读苏轼的文章，经常会发现他的观点变来变去，莫衷一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看法真的变了，还是因为他写文章的时候会为了证明论点而不择手段。想来两种情况都有，但到底哪一篇文章属于哪种情况，这就很难说了。
喜欢苏轼的人会给苏轼找理由，比如清代学者浦起龙，他从苏轼的一篇文章里找到论据，说苏轼的写作属于“相时立说”，并不是自相矛盾：宋仁宗是个宽厚温和的人，所以苏轼在仁宗朝的立论就会偏于决绝果断；宋神宗是个决绝果断的人，所以苏轼在神宗朝的立论就会偏于宽厚温和。（《古文眉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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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苏轼的人当然不会这么看，比如朱熹，他说苏轼和王安石的学术虽然都“不正”，但王安石至少品行好，苏轼却是个没品的人。假如苏轼年轻的时候受到重用，很可能比王安石更能祸乱天下。苏轼也有过理财、用兵方面的论述，只因为后来看到王安石理财也失败，用兵也失败，这才把观点改了。（《朱子语类》卷130）
今天看来，浦起龙的话未必全对，朱熹的话也未必全错。至少可以确认的是，苏轼有着活络的性格。而王安石有个著名的绰号“拗相公”，形容他性格固执，只要认定了一条道，就能一路走到黑，谁都劝不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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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其实和王安石一样固执。苏轼在写万言书的时候，应该想不到宋神宗真的可以力排众议。
宋朝的政治可以称为开明专制，虽然政治体制上的集权程度高于唐朝，但历任皇帝都还算温和，还有一条“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宗家法，所以士大夫的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意见也会受到充分的重视。
所以从常理和先例来看，既然苏轼站在绝对多数的一派，大家齐心协力反对王安石，大概率上会让王安石下台，毕竟这也算是“众怒难犯”。只是当时谁都想不到宋神宗的变法决心可以坚定到前无古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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