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界命名过一个“黄宗羲定律”，这项定律的大意是：封建朝廷总有加税的倾向，在常规税收之外不断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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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名目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就会开始并税改革，把所有税费和摊派打包成一个项目，并且承诺，该收的全在这里了，不会再额外征收了。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把这个打包的项目当成常规税收，凡有额外需要的话，还会再立新的名目。然后，税费名目越来越多，越来越乱，朝廷又开始并税改革。
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周期性的规律。拿来命名这个定律的黄宗羲，是明清交际时期的思想家。
其实，苏轼比黄宗羲更早地发现了这个定律。在经济和商业问题上，苏轼比他同时代的王安石目光更长远、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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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我们说说苏轼攻击变法的万言书。那么他的对头王安石怎么说呢？
王安石认为政府应该与奸民争利，从而富国强兵，这种思想下，他反对兼并。
提到“兼并”，我们通常的理解是土地兼并，大地主吞并小地主的土地，久而久之，富人拥有良田千顷，穷人没有立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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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农耕社会里的问题，北宋已经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变成半农耕半商品经济的社会了，王安石很可能是第一个超越了小农意识的人，所以在他那里，“兼并”的涵义要宽泛很多。
王安石有一首五言诗，题目就叫《兼并》，劈头就讲：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意思是，在从前良好的政治环境里，一切财富全由统治者安排，私自聚敛财富就叫兼并，依法当诛。但到了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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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
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统治者失去了支配天下财富的权力，比如秦始皇，虽然统一天下，却不懂经济学，竟然高调表彰民营企业家。
世道就这么坏了，最后导致：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
天下由利出一孔沦为了利出百孔，统治者支配不了多少财富，民间却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这怎么行呢？要想富国强兵，必须利出一孔。怎样做才能利出一孔呢？只有两种途经：要么扩大税收范围，加强税收力度，要么变私营为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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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现代观点来看，王安石的想法几乎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重点抨击的重商主义。
所谓重商主义，并不是重视市场经济。恰恰相反，它要扼杀市场经济，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支配能力。在王安石变法想要改变的事情里，扼杀市场经济就是很重要的一项。
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变法，必须先把两个先决条件论证清楚：一是正当性，二是可行性。
所谓正当性，必须证明变法既合乎圣贤教导，也合乎传统伦理。
所谓可行性，最好拿出成功的先例。
所以，王安石的论证和苏轼的反驳，火力主要就集中在这两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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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的问题不容易辩论清楚，因为儒家经典内容太丰富，一个人只要头脑活络，读书用心，那么他对正反双方的观点都不难组织论据。
可行性的问题相对来说容易判断，因为成功的先例确实存在，那就是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变法。
汉武帝也像北宋政府一样，遇到过严重的财政困难。汉武帝启用了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完美消除了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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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弘羊的新政里，最著名的就是盐铁专卖。我们知道，食盐和铁器都属于生活必需品，几乎没有需求弹性，无论价格高低，需求量都是基本固定的。谁也不会因为食盐降价了每天就多吃两勺，也不会因为涨价就不吃，铁器对于农民也是一样的。
所以谁要能垄断盐铁经营的话，不但能赚大钱，还很容易调控产量和库存。桑弘羊所做的，就是政府垄断，而且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式的垄断。
只有在偏远乡镇，政府懒得设置销售点的地方，才会发给小商人特许经营权，当然，小商人为了得到这项特许经营权，必须缴纳重税。对商人征收的重税既能够增加政府收入，又能够让政府得到重农抑商、缩小贫富差距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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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性的官营会造成哪些后果，我们都不难想见，诸如价格高，品质差，强买强卖，对消费者的需求漠不关心。但这一切的不便，都是由千千万万名消费者承受的，国库无论如何都丰盈起来了。
在王安石看来，如果任由商人囤积居奇的话，千千万万名消费者所承受的这些不便难道就会凭空消失了不成？商人才是最奸的，永远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像政府，为了政治稳定的缘故，还会平抑物价，不会眼睁睁看着老百姓缺盐少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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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今天的知识，很容易看出王安石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给政府赋予了天然的道德感。
苏轼在这方面就务实很多，表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真知灼见。苏轼说，桑弘羊的政策不但不是成功先例，反而是前车之鉴，因为它的后果是私营经济严重萎缩，盗贼横行，天下几乎大乱，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接班人那里，才顺应民意，逐步废除了桑弘羊的政策，这才天下归心，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苏轼能够以一名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看出来经商的不易和商业利润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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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万言书里的原话有：“商贾之事，曲折难行。”正因为要赚点钱很曲折，很艰难，需要“多方相济，委曲相通”，才能赚到翻倍的利润。
一旦改为官营，首先需要设置庞大的官营机构，成本绝对高于私营，经办的官员又不可能像私营商贾一样用心，在各种环节里也免不了营私舞弊，所以同一件商品，官营的售价注定比民营的贵。
如果对于官营机构只看利润，不看隐性成本，那就好比有一个为主人家放牧牛羊的仆人，偷偷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他不告诉主人那一头牛去了哪儿，却拿那五只羊找主人邀功。王安石变法取得的那些成绩，和这五只羊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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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想到，在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里，王安石的看法更加符合直觉和常识：商人并不创造财富，没道理凭着囤积居奇和巧取豪夺就比农民和手工业者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剥夺商人的利益实在合情合理。
苏轼却能够正视商业利润的正当性，理解商人赚钱的不易，这在当时是何等的难能可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苏轼既不低估商人的道德感，也不高估政府的道德感。
沿着苏轼的逻辑不难推导出来：如果垄断经营是坏的，如果朝廷的道德感并不天然地高于私人的道德感，那么凭什么朝廷垄断经营就一定比私人垄断经营来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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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
我觉得，在正当性的问题上，苏轼的观点更加高明。我在前边讲过，如果仅仅引经据典来论证正当性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王安石和苏轼各有各的论据，旗鼓相当。但苏轼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让王安石绝对无力反驳的论据：黄宗羲定律。
苏轼指出：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完全符合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的观点被概括成定律更是最近几年的事，苏轼当然不可能知道。但是，苏轼早在黄宗羲之前就发现了黄宗羲定律。
苏轼认为，一项制度的确立会产生长远的影响，所以制度的设计者既不能短视，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把制度的执行人都想像成既善良又能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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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倒是可以呼应上他在《思治论》里边的命题：描绘社会蓝图的时候必须极尽周详，只要够周详，就能准确预见到千百年之后的发展状况。显然，王安石的这些蓝图，在苏轼看来太不周详了。
我们知道，性善论是儒家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基于性善论构想出来的社会，是那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丽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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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哲学思想恰恰背离了性善论，所以才能形成这样的见解。顺着他的见解推演下来，好的制度设计应该就像我们熟悉的分蛋糕的设计：切蛋糕的人拿所有人挑剩下的一份。
这样的话，就根本不必讲什么大公无私的精神，舍己为人的奉献，因为无论执行者是好是坏，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对性善论的背离，就是苏轼考虑问题的“哲学高度”。因为他的哲学高度比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更高，所以看问题才能更长远，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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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虽然从学术角度讲，哲学已经不再有什么高度了，但具体到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判断力，哲学高度依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人生高度。
所谓无用之学，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会在不被察觉的时候，在深层次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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