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咱姑叫表弟打电话告诉我的。”弟弟边开车边说。
“哎，总觉得清明节刚过……咱姑也去吗？”
“去……其实真不希望她去。姑父那边，咱们那么忙，没有办法每次都靠上去。”
姑父是今年春节期间走的，那时我们都处于阳后的虚弱阶段，姑姑一家又在县城老家，距离我们所在的市五十多公里，只得由弟弟作为代表去送姑父最后一程。弟弟回来后告诉我们，姑姑家在五楼，他爬上楼后，都喘不动气了，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半个小时才回过气来。我知道那种滋味，病好后我去看望妈妈，刚坐上出租车，巨大的压抑感席卷而来，我拉开外套拉链，打开窗子，沉重地呼吸……这个画面可能要伴随我很久很久。
窗外，一棵又一棵绿树一闪而过。越往北去，绿色更浓，渐渐地，山来了，轮廓鲜明，雄壮浑厚。我们离爸爸越来越近了。
爸爸走得匆忙。在之前，我们考察了几处公墓。距离我们最近的，也是规模最大的那座，是我们的首选。可是，没有好点儿的位置了。里面新开发了一处区域，据说位置不错，但得等几个月才能交付。如果想要爸爸入住在那儿，意味着爸爸的骨灰还得放置一段时间才能入土为安。爸爸走后的第二天，我守着灵，弟弟开车和从北京回来的妹妹又转了几座公墓，最后选定了卧龙山。这座山，离我们所在的市很远，但离县城老家很近，也就不到十分钟的车程。
我喜欢这座山名，想必爸爸也喜欢吧。当初爸爸本可以在部队转业后留在南方的，妈妈还有我们都愿意留在那儿，但爸爸执意回老家，说叶落归根，退休后还可以和老兄弟们“啦啦呱”。这个愿望在我看来并没有达成，老家亲戚们的情分，在纷纷扰扰的世事里化成了一股渐行渐远的风。
听说，有几位远房亲戚也住在了这里，其中有一位交往最多的爸爸的叔伯兄弟，我们叫他“二子爷”，在多年前也去了那里。一说起他，我就想起了一张干黄枯瘦的脸，她是他的老伴——我们的“二子娘”。她常来找我妈妈玩，抽着我妈妈备好的烟、喝着我妈妈备好的茶，一待就是半天，她走后，妈妈总是怅然若失。在她的嘴里，家里的一切都是炫耀的资本，四个女儿个个孝顺，个个能干，两个虽离婚，但都在离婚时把对方吸了个干净。包括她老伴的去世，她也可以从中找出优越感来，她说，前去悼念的，人山人海。那时，我经常对妈妈说：缺什么才炫耀什么。但现在想想，炫耀可能也是一种自我治疗。
“咱二子娘给你打过电话吗？”我问弟弟。
“打过几次，每次都说要来看咱妈，咱妈都病了五年了，也没见她来。后来，她再打，我都不愿意接了。”
这个“二子娘”，爱姐也很熟悉，妈妈病后，曾有一年的时间能够与人交流。有一次，爱姐告诉我，妈妈年轻时曾经和“二子娘”一起去看望一个病人，快到人家了，“二子娘”把妈妈手里拎的东西拿在自己手里：“我帮你拿吧。”妈妈也就让她拿了。妈妈生病后，忘了很多人，但对这个我们并不喜欢的“二子娘”，还是念着的。
送别爸爸时，“二子娘”家没有人来。当我们把骨灰盒送到公墓时，她家我的两个表妹等在那儿，给爸爸磕了头。她们都穿着高跟的皮鞋。
“二子爷生病后，爸爸妈妈去看望了多次。咱爸走了，她的女儿只到了公墓。”弟弟说。
“二子爷”走时，我也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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