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书札记（二）

轮子

《南渡北归》读书札记（二）

又曾经读过这么一句话：男人，要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这句话可以引申为，一个不爱阅读，不曾写作的男人，是算不上真正的男人，充其量只是个男性。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我觉得角度很好，立意很深，凭什么只能说不会喝酒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哈哈，就此打住，要不然不知要得罪多少人了！

《南渡北归》读书札记（续）

          （二）

大学是治学的地方，然而为学一旦与政治营生相提并论，让所有学者、大师都无法安心、安静了，文化渐渐地也就荒漠化了，心为行役，说不得真话，做不了自己想要的事，甚至连心里的信念都无法坚守，如何能在自己为学的领域里有所创新，独树一帜？反过来，阳奉阴违，阿谀奉承，极尽献媚讨好之能事，成了工作的常态，在学术上却不敬不端，抄袭剽窃，欺世盗名，沽名钓誉，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戴上“两院“头衔，而不是像南仁东、屠呦呦、黄大年他们淡泊名利一心为科研为科学鞠躬尽瘁殚精竭力甚至死而后已。如此的治学环境，即使有再漂亮的大楼，再有优美的环境，再精密的仪器恐怕也难造良才！难出”大师“！

西南联大教学设备的陈旧与落后，从以下片段可以知道，当学生吴大观做完实验，顺手把一个空了的火柴盒丢到垃圾堆里。当时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教授气愤地要停止他的实验，杨说：“连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贵，更何况一个空了的火柴盒？”言下之意，火柴盒同样珍贵，不可舍弃。生活上更是苦不堪言：吃肉不成，无钱买肉，便设法抓耗子，将耗子“剥皮去内脏，收拾干净，切块红烧，便是美味佳肴。“这就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

就是在这样的简陋的实验条件下，贫困的生活环境下，莘莘学子心无旁骛，一路向“北”，心中依然秉承着那专心治学谨慎治学的品质，保留住那充满了希望与光明的火种，直至火势熊熊，成一片燎原之势。

不仅职员生活困窘，校长也不例外。北大校长蒋梦麟为生活所迫，竟抛弃母语写作，改为英文，以图在美国出版，以便“赚点稿费养家“。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与处境中，导致蒋梦麟的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嬗变，最后置民族大义不顾，最终辞别北大校长之位，令人扼腕叹息。当然面对学潮的来势汹汹，学生在学潮中的无理要求，嚣张跋扈，让蒋梦麟愁肠百结、焦灼无计，这也是蒋辞别北大校长职位的原因之一，面对困境，无力力挽狂澜，只好委曲求全，甚至不顾众人劝阻，避而逃之，入主宋氏堂庙以图明哲保身。

而在如此拮据环境之下，能守住清贫，守住内心的信仰，坚持为学治学，坚持高举“民族大义之旗”，此乃真正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个。对那些“注重个人名节，苟延残喘地活”的伪北大教员，傅孟真睥睨他们，语出惊人：“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对于“整个身子都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的周作人，则破口大骂其为“大汉奸”“乌龟王八蛋”！正是有这样的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崇尚正义的文化斗士，敢说，敢做，敢于“举民族大义之旗”，他的人格魅力，令人称道，气概气度，人之典范。不愧为“民国学界第一牛人”，牛得有血性，牛得有骨气！李敖对他的评价是：他是真正夹缝里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是文人也是政客。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轴心人物，主张西学，主张学术自由，精神独立。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北大校长，被誉为“鸿学硕儒”“儒林宗师”。他去世之后，蒋介石给他写的挽联是这样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个评价既中肯又真切，褒贬参半，意味深长。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凭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和学术地位（曾获得美国好几个大学的博士学位）斡旋于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方面祈求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又要维护国家民族之利益，据传，由于他的外交措辞，加快了美国下定决心在广岛长崎连扔两弹，促成了日本无条件投降。若真如此，善莫大焉？胡适学生、台湾大学教授毛子水在胡适墓碑上撰写的墓志铭是这样概括其一生的：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无论是傅斯年，还是胡适，都是爱国的，只不过信仰不同，政见不同，他们选择了一条跟其他人不同的道路，一条他们一直在走的道路，他们只能义无反顾，一直走下去。无论他们选择了哪条路，都有一颗为民族为自由为学问的执着情怀，都值得我们我们尊重，值得我们敬仰，都是我们心中的“大师”！

《南渡北归》读书札记（二） 《南渡北归》读书札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