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亲是一个“土长”的建筑工程师，广东人管这样的职业叫“包工头”。所有的“包工头”都有两个相同的特性，一是并非科班出身，技术全靠摸爬滚打；二是他们通常都从最贫穷的农村家庭里出来，身上带着挥之不去的“老粗”气质。
从小就听家里的大人说，父亲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去世了，当时在农村里，家家户户都穷得揭不开锅，就连我爷爷躺进的棺材，都是父亲用他在平日里睡的旧床板钉成的。奶奶因为在十几岁的时候受了一次雷电的惊吓，到了四十多岁都还是像个反应迟钝的孩子，直到爷爷的坟落成了，她才知道要哭。
作为家里的长子，养起三个弟妹和母亲的责任自然而然就完完全全地落在了父亲的身上。于是在爷爷去世之后不久，还有一个月才成年的父亲跟着许多一同外出打工的村民，跳上了出城的贩猪货车。一路颠簸，从广东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到了深圳。
80年代的深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经济特区，同时也成为了人心向往的“淘金”圣地，像父亲一样前去谋生的外地人几乎每天都挤满了火车站。当时建筑行业刚刚兴起，在深圳盖高楼建民房的人很多，在工地搬砖运瓦是一份受人哄抢的工作。父亲承蒙同乡的叔伯照顾，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建筑工地的搬砖小工。
父亲十分珍惜这份用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尽管工时长、任务重、食宿条件恶劣，但他还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在工地里干了五年，从搬砖到砌墙，从建毛坯房一直干到室内装修，父亲靠着自己的双手和血汗挣得了越来越多的人民币。五年里，尽管工钱渐长，父亲的生活和刚刚到达深圳时相比有了改善，但每一笔收入都仍然被他小心翼翼地存进银行，定期寄回家里，作弟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
二十三岁的时候，父亲抓住了机会，自己接了一个建造私人民房的小工程，带着比他年纪更小的一群农民工赚到了事业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从那时候开始，父亲就成为了深圳众多“包工头”当中的一个。父亲为人老实，从来不肯多收顾客一分材料钱，也从不拖欠兄弟们一天的薪粮。久而久之，他过硬的本领和诚实的品质就在圈子里有了些小名气，往后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工程闻名而至。
三十五岁的时候，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父亲为自己盖起一幢六层高的居民楼，那就算是深圳的有钱人了。
二
三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在深圳南澳的一个半山住宅区里买了一块地，亲自设计、亲自监工，建起了一栋三层半的别墅，坐北朝南，阳台看得见大海，作为他向母亲求婚的礼物。在房子落成的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
在我出生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父亲承包了十几单私人建筑的工程，大都是要求建成我们家的样式。父亲很相信风水的说法，他坚定地认为，我的出生给他带来了极好的运气，加上在那个年代他也算是老来得子，因此对我的宠爱到了人人谈论的地步。母亲在海边开的广式茶餐厅，顾客络绎不绝，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越来越好的经济条件给我们带来的是说不尽的欢欣，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从来都不会是家庭的烦恼，而我所有的任性要求都会被满足。生活美满也不过如此了。因此在父亲出事之前，我在最浪漫的城市度过了一段最梦幻、最幸福的童年。
2007年，母亲突然说要搬家，虽说是突然，但似乎也已经是筹划已久了。那一年我就随她从深圳搬到了惠州。舅舅帮忙，给我们找到了一套二手房，售价很低，是当地农业机械局一个分局的职工宿舍。在母亲告诉我要搬家的时候，房子就已经被重新装修好了。当时外婆和母亲其他的娘家亲戚已经在惠州住了十几年，每年寒暑假总会有往来。因此对我来说，那一次搬家只是到外婆住的地方去。
父亲没有和我们一同住进新家，当时母亲告诉我，他要等工作安排好了才能搬进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父亲好几次在电话里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但他仍然迟迟没有住进只有母亲和我的房子里。
或许是因为年纪小，那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家里发生的变化。只是母亲开始变得很节俭，脾气也变得暴躁，常常在我不经意把吃不完的苹果丢进垃圾桶之后，对我大声地训斥，然后马上又露出伤感的神情。
外婆常常来看我们，来的时候总会带些我喜欢吃的，有时候是烧鸭，有时候是银耳羹。她和母亲总是一边看着我乐滋滋地吃东西，一边低声聊天，聊天地内容多半是和钱有关。
我在一所私立学校读了一年之后，母亲托关系让我转学到了一家公立学校，那是一所建筑外墙为水泥材质的乡镇小学。在母亲帮我办理转学手续的时候，我看见那所私立学校的老师，一脸嘲讽地对母亲说：“你也知道xx小学环境那么差，你怎么忍心让你女儿去读呢？”
母亲难堪的神情让我开始觉得，家里可能出事了。但是究竟出了什么事，我猜不到。
后来我再问母亲为什么父亲还不来，母亲终于给了我不一样的答案：“爸爸现在不挣钱了，你要听话知道吗？等爸爸把事情办好了，他就会回来了。”
三
到惠州的第二年秋天，父亲终于带着很少的行李出现在家门口。他看我手舞足蹈，很开心地把我抱了起来，温柔地问我有没有想他。可是见到母亲的时候，他的笑容变得很尴尬。父亲回家之后的好几天，母亲都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只是在饭烧好以后，对着已经坐在餐桌前的我大喊一声：“吃饭了！”
我也见过好几次，母亲一边在厨房择菜，一边问父亲什么问题。她的表情很担忧，有时候又充满怀疑，父亲则总是无精打采地回答她“没事，我能搞定”。更多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沉默不语。
后来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母亲时常会到外面找工作，但始终没有好消息。在家里闲得无聊，她就到市场上拿回一些假花假草的半成品，在客厅里做加工，每加工一朵假花就可以挣两分钱，加工两片叶子可以挣一分钱。父亲每天早上出去，到了晚饭时间才回来，在大人的谈话里我得知他跟着我舅舅去找活儿干了。有时候，他会一整天不出门，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从起床就开始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看到睡着，我去把电视关上，回头他就又把电视打开，然后回到沙发上继续闭着眼睛。就连吃饭的时候，他也都是沉默的。
那时候的我，或许还有母亲，都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心情如此低落。
到弟弟出生的那一天，我才重新看见父亲发自内心的笑容。母亲和弟弟从医院回到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里都热热闹闹的。家里的气氛沉闷了许久，因此弟弟的降临对我来说更是天大的喜事，每天一放学回家，我就欢天喜地地趴在床前看弟弟，半步都不舍得离开。于是我就经常能够看见一脸好奇的三姑六婆压着嗓门问母亲，父亲现在在干什么，而母亲都只能给出含糊的回答。
那天母亲没有像以往的周末一样，在早上七点钟叫我起床看书。到我醒来的时候，时针刚刚跨过了十一。晕头转向地走出客厅，我看见母亲坐在单人沙发上，低头说着电话，手里攥着纸巾，捂着半边脸哭。
“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啊！”她用着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微弱的声音向电话那头哭诉。
我走近母亲，睡眼惺忪地问：“妈妈怎么了？”然后弯下腰想把趴在地上的弟弟抱起来，在我站起身的那一刻。
“阿城去赌了，欠了别人好多钱。”
四
母亲把我和弟弟留在了外婆家，我看见了外婆脸上有着和母亲同样悲伤而愤怒的神情。母亲向外婆交代了一些事情，外婆一脸担忧地不停点头，不停地说：“好，你要小心。”
临走前的晚上，母亲红着眼睛跟我说：“女儿，你爸爸在深圳地下赌场，赌输了很多钱。妈妈现在要回深圳把事情弄清楚，你跟着外婆，不要担心，看好弟弟，妈妈后天就回来。”
那时候我十岁，已经听过了赌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故事。面对母亲的愁容，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恐惧，用着尽可能坚定的语气答应她。
从深圳回来的那一天下午，母亲把舅舅舅母阿姨都叫到了外婆家。尽管所有人的脸上都是相似的愁苦，但在餐桌旁围成一圈的亲人，还是让母亲得到了一些安全感，她的目光比去深圳之前多了一份平静。为了不让她尴尬，我假装在一旁逗弟弟玩，忐忑不安地听他们说话。
“阿杰说。”母亲开始汇报她在深圳得到的信息“他从04年就开始赌。”
“一开始，他是和码头那单工程的包工头一起去的，阿杰说那包工头叫了几个小姐，在xx酒楼，第一天晚上一开始就输了三万块钱。”说完一句话，母亲哽咽了，坐在一旁的舅母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
“05年的那单工程，他说发不出粮（薪水），其实就是把收的钱都拿去赌了！阿杰说他05年那一年，输了四十多万，有十几万是在一晚上败掉的。大小骰，押一赔三，别人叫他加！他就加！赢回来几万，阿杰叫他走，他死都不肯走，又全部赌回去！”
“阿杰跟他说‘那些都是骗人钱的啊，人家做庄，肯定是有去无回。’阿杰拉他走，他都不走，他已经上了赌瘾了，他没救了，他是都要把输了的钱赢回来。赢！赢个屁！”母亲含着泪水，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外婆发出“啧啧”的哀叹，和母亲一起抹着眼泪。两个舅舅默不作声，我抬头，看见他们满脸的愤怒。
“我问阿杰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他以为我知道。那个王八蛋！跟阿杰说我早就知道了！不知道他后来又怎么说的，阿杰又借了两万块钱给他！”
“他自己的钱早就赌没了！‘港惠坊’（以前母亲开的茶餐厅的名字）转让的钱，十二万，他当时说要结新大工程的尾款，我又全部给他了！没啦！现在都没啦！”
“搬到惠州以后，他就再没给过一分钱！我信了他的鬼话！工程出了事故！没啦！现在什么都没啦！”
“我去到他以前那个办公室，现在是阿苏两公婆（夫妻）在那里。他问我知不知道他自己在深圳那两年究竟在干什么，我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问他，知不知道他一共输了多少钱。”母亲叹了口气，“他说他现在欠着大二隆（高利贷）八万块，利滚利有十多万，还欠酒楼那个洪万新四万三，其他地方零零散散都不知道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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