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底线是文化的根基和内核，狭隘地说，是民族或组织甚至国家的良心和文明程度的写照，其外延表现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而，道德底线是维系社会延续的根基。比如儒家植根于个体对孝悌的尊崇，在行为的原则上表现为中庸，在方法论的核心上表现为仁。从道德底线的角度去考量各种表现为精神整合力量的宗教，其原始的核心往往可以归结为各种层次的利他精神，这种利他精神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步被自利思想渗透，进而成为近现代宗教精神的一体两面，前者表现为对客体的救赎，后者表现为自我的拯救。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宗教中承担造物主和终极真理化身的上帝和神的角色逐步被技术取代，人类进入了造物主的时代，这种角色的转换，并非仅是概念的变换，而是对人类道德底线的彻底颠覆和重构，其手段表现为对技术的狂热崇拜和对数字的另类迷信，其最严重的弊端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工具理性的遵循，在现世的表现上，这种工具理性往往披着多元化和合理性的漂亮外衣，但难掩其以强势的群体的名誉对个体或弱势群体施暴的本质。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帕斯卡以一种近乎完美的预言，揭露出人类狂妄本性的必然结局。
在一个同化的体系中，个体必须满足体系的规制要求，个体任何属性的异化，都会被认为是异类，这也可以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听到神经病被作为一个泛化的名词广泛使用来得到验证。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群体由个体组成这一事实，也许从某些维度出发，神经病者或许才是未被同化的正常人，举一个我们都可能经历过的事实，现代社会，某些神经病者之所以被我们排斥或嘲笑，往往是因为他自然而真实地描述或扮演了现实，也就是直言不讳或直行不讳地陈述或再现了一个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现象，如果从现象本身的真实来看，我们很难区分主客体之间那个才是真正的神经病。
一个伟大的时代，往往得益于先于其时代出现的思想上的先行者和行动上的殉道者。这些经验，纵观我们世界发展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到印证。如果从反面来思考，一个时代，如果缺乏思想上的先行者和行动上的殉道者，这个时代很可能就是一个黯然的时代，听不见振臂高呼的呐喊，看不见指引方向的手臂，找不到可以站立的肩膀，容不下思想者天马行空的思考，没有花朵开放的空气，没有天才成长的土壤，庸碌成为众多生命一生的写照，黑暗和腐朽也将成为时代的墓志铭。
再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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