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应该蔓延着一种骄傲。我们也经常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我国硕果仅存。这时,心里也必须蔓延着一种骄傲。但是我今天忽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
当我们为五千年文明而内心蔓延骄傲的时候,应该是想不起来,这五千年里,祖先们流过多少血泪,献祭了多少生命,滋生了多少无耻之人。若也为他们而骄傲,岂不是很残忍,很没脑子么?
这五千年,按说也是有水分的。从文字证据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有三千七百年文明,因为夏朝的存在迄今未能得到充分证明。不过,为了骄傲,还是说五千年比较合适。商朝的存在,降低了司马迁说谎的概率。所以司马迁说夏朝存在,三皇五帝也存在,这些存在,它们的概率应该在证明商朝的存在时而得到显著提升的。不妨假设就是我们就是有五千年文明。
现在我不清楚文明是什么,但是文明应当与一直延续的主流思想有关。这五千年里,主流思想是什么?无非是老子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这两大体系。我排除了佛教,因为它是外来思想,虽然对我们的文明有影响,但一直都是非主流。主流的,就是官方的。老子的思想,在战国及至西汉初期是主流,有些贵族将道德经作为陪葬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思想是主流,一致延续至今。现在当然不能说孔子的思想是主流,但在我国至少属于正统思想之一。
老子认为柔弱是根本,孔子认为仁和礼是根本。由于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在流传过程中遭到有意或无意地改动,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主流观点是老子与孔子的思想相悖。但是,从郭店出土的楚简来看,老子与孔子的思想不仅不相悖,反而有可能同源。按照史记里的说法,孔子曾经拜访过老子,且对老子的评价极高。从他的评价可以看出,老子的思想已经非常成熟。因此,他们的思想的源头至少能够追溯到周朝的一些典籍。
从周易的角度来看,周朝是巫祝文化,事鬼神者为巫,祭主赞词者为祝。老子与孔子的思想里面没有丝毫巫祝的成分,他们的思想极有可能是对巫祝文化的形而上学,只不过侧重的角度不同。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是,他们各取了巫祝文化的一面,老子取巫,形而上学为道,而孔子取祝,形而上学为仁为礼。
看过去的事,不能带有现代偏见。巫祝文化,现在来看,可以视为宗教迷信,但对当时的人而言,应该是正统信仰。不过,老子和孔子都具备破除迷信的能力。事实上,破除任何迷信,都需要借助形而上学的手法,否则思想就会被现实中的一些具象的事物而禁锢,无法发展。
巫通鬼神,但谁也没有见过鬼神,所以鬼神可以抽象为一种神秘的无处不在的力量。既然这种力量无处不在,就应该能看到,或体验到,然而并非如此,而是冥冥中恍惚地存在,所以老子会认为这种力量应该是微细的,不可见的,但是又弥散在万物中,是它支配了万物的生灭,因此这种东西必定是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道取纤细微弱之象,将其对应到人该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时,自然就是要学习道如何保持自己的存在,因此老子会认为人应当贵柔处弱。
祝就是祭祀时念诵赞词的行为,做这件事,必须要诚心正意,否则祭祀就失去意义。所以,孔子不需要像老子那样通过哲学思辨就能够很自然的完成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工作。祭祀的行为本来就是与克己复礼相应。能秉持仁和礼的人,就是道德高尚的人,孔子将这种人视为君子。周易里大量描写了君子应该具备的品质,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句子可能是他本人所写。孟子将这些东西总结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蜘蛛侠也持有类似见解,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总之,君子的任务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老子认为,人应当贵柔处弱,这样可以长久。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扶助弱者。这两个人的思想可谓珠联璧合。后者的观点恰好是前者观点成立的充分条件,而前者的观点恰好是后者观点成立的必要条件。
那么,若将两个人的思想叠加起来会怎样?结果是一个人要以柔弱为根本,但是又要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对于弱者,本来就柔弱,所以独善其身,没毛病。但是对于强者,以柔弱为根本去兼济天下,这有些矛盾。但是人分内在与外在两部分。在内心里以柔弱为根本,在行动上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这样就不会矛盾,这个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
按照这种叠加结果,人就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实本份的弱者,像我这样的。另一类是内圣外王的强者。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就是完美的。弱者负责繁衍生息,强者要保护弱者。从数量上,也是弱者占多数,强者居少数。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人数保持足够多,才能够保证适合基因演化的多样性种群。这样,这个群体就能够良性地发展下去。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五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强者并不关心弱者的死活,甚至会侵扰弱者来谋取私利。国外也不美好,不然马克思也不会愤恨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进化论中优胜劣汰的观点到现在也是这些肮脏的东西最好的挡箭牌。资本家出钱建的工厂,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剥削工人的一些剩余价值,这难道不是应该的么?这样观点,逻辑上没毛病,但这并非内圣外王的人应该有的想法,而是「达不兼济天下,穷则坑害别人」的人的想法。这样的思想值得算作这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么?
应该要算进去,毕竟所有的坏事都已经发生了啊。内圣外王的人,到底有没有出现过,到底有没有在这段文明史中发挥过真正的作用?从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段时间的政治清明且民生富足的时期来看,应该是出现过一些具备这种品质和能力的强者。孟森说,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理由是: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我也认为这样的人真实存在。当他们扎堆出现的时候,人类群体就会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当自私自利的强者扎堆出现的时候,人类群体就会步入道德沦丧的阶段,最终会演变为弱者被迫愤而起义,最终会导致统治阶层重新洗牌。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重新洗牌不过是一个地主取代了另一个地主,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难道不是新的地主是否善待了弱者么?体制是否先进,这个不是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弱者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独善其身。
弱者从来都是独善其身的,但自私的强者的行为会迫使弱者自发地组织以维护自己的生存。这也许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亦即强者没有践行君子的义务而被弱者自发组织的群体反噬。弱者群体战胜强者之后,那么这个群体的领导人若未能从弱者阶层跃迁至强者阶层,那么他会继续重蹈自私的强者的覆辙。这种现象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朝更替,我只是用了一种形而上学式的语言把它重新描述了一遍。
王朝的更替,有人认为与气候变迁有关,有人认为与土地私有有关,有人认为与经济危机有关,有人认为与罗贯中提出的天下分合定理有关……这些观点其实都不比说书的人的观点更有道理。王朝更替,是因为出现了昏君或佞臣,亦即统治阶层自身导致的问题。王朝更替是人祸,把它洗白成气候变迁、土地私有、经济危机,这就抹杀了人类自身的心性所导致的问题,更确切的说,是每个时代的强者有没有履行义务的问题。或者,将王朝更替理解为人类群体性的自我保护机制被触发而导致的结果。
这种义务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君子的职责,是去保护弱者,而不是无视,甚至欺凌。弱者失去了保护,就会自发组织起来讨伐这些未尽责的人。这里面没有善恶,不过是有的人违背了某种契约,而有的人被选中担任了执法者而已。
这个契约无人书写,在人类开始群居生活的时候,它就自然存在了。老子认为它是道,孔子认为它是周礼。这个契约的完整形式源自周朝的巫祝文化。巫祝,原本就是人与鬼神签订契约的仪式。当老子与孔子将这种仪式哲学化、伦理化之后,就意味着鬼神已死,但契约犹在。
实际上,巫祝文化中与鬼神签订契约的仪式能否与鬼神沟通,这个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统治阶层在虔诚的祭祀祷告过程中,他们的思想无形之中受到了约束,以致权力不会被滥用。也就是说,周朝的统治阶层或许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是保护弱者,但是由于他们的权力被很好的约束了,从而间接起到了保护弱者的效果。故此,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他的意思不过是说,你们这些强者啊,啥事都别干,天下自会太平;倘若闲不住,非要干点事情,那就默默无闻地为人民干点实事,而不是总想着去搞个大新闻,让人民夸你是好干部。
这个契约所反映的也许不过是人类群体最根本的生存本能。任何一种社会体制都是建立在这种本能之上的人为架构。与这种本能相悖的社会体制,就会自然走向灭亡,这个过程不会因个人意志而发生变化。
现代文明,在我看来,其宗旨弱者应当主动放弃强者的保护,甚至应当崇拜强者,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而自强不息。有些弱者不合时宜,就被一些强者质问,你弱你有理?这就意味着,周朝的巫祝文化所立的那个契约已经死了,亦即老子的道也死了,孔子的社会伦理学也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五千年文明也死了。我们事实上的文明,可能还不到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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