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教篇，顾名思义，这是一篇通过研究西方科学发展史，希望从中吸取教训的论述文章。
文章作于1907年，最初发表于1908年六月出版的《河南》月刊第五号上。纯以文言写成，阅读起来，诘屈聱牙，虽然佐以注解，仍然读得磕磕绊绊。有一种说法，鲁迅的这篇文章，大部分是对木村骏吉1890年出版的《科学之原理》绪言“科学历史之大观”的编译，未知是否确实。
开篇介绍了科学对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影响和改变，然后研究了科学的源流和发展。
科学的源流，要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希腊。鲁迅追忆了希腊、罗马时期，科学鼎盛的气象。当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于公元前三世纪初建于埃及亚历山大城，馆内藏书丰富，学者云集，研究各种学科，形成当时国际性的学术研究中心。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那时的学者只能靠思维能力来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亚历山大图书馆
希腊、罗马衰落后，阿拉伯人继起。但是阿拉伯的科学，用注释代替实验，用评论代替研究。“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
中世纪以后，基督教兴起，科学精神受到扼杀。但鲁迅认为，“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进而鲁迅阐释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而是螺旋发展的道理。“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
鲁迅认为，科学研究与道德也有关系。科学家也要受到道德力的鞭策才能获得成果。科学家要恬淡、谦逊、有理想、有才华。“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
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发展继续高歌猛进。哥白尼建立太阳中心说，之后的科学成果不胜枚举。
培根提出科学研究有两种方法。起初是由经验到理论，然后是由理论到新的经验，也就是归纳和演绎的结合。但他只阐述了归纳法，没有阐述演绎法。三十年后的笛卡尔，则只强调了演绎法。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真理才能够昭明，科学才能够大发展。“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
科学有利于发展实业，而实业也有利于科学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休戚相关的。
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文章作于清朝末年，1907年），如洋务派那样发展实业、袁世凯那样操练新军，固然重要。但这不过是花和叶，科学研究和发展才是根和干。“顾著者于此，亦非谓人必以科学为先务，待其结果之成，始以振兵兴业也，特信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居今之世，不与古同，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
鲁迅也明白当时的形势。清朝末年，外寇入侵、民生凋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层出不穷，发展基础科学研究，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社会基础。连生存都成问题，哪里有做科学研究的土壤呢？他并不是说要人们放弃发展实业和振兴军事，是希望能有一些如古代圣贤那样能平心静气做科学研究的人。在此，他举了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在科学家的帮助下制造枪炮火药，打败反法联盟的事例。
最后，鲁迅谈到精神和物质不可偏废，科学与艺术同等重要的问题。“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造就了文明世界，使得人性趋于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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