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120）

不一样的曾国藩（120）

第十八章

衣锦还乡遭家变 新贵入世心态显

时移事易心态渐变

曾国藩本一普通之人，与常人一样爱交友读书无异，虽锐意功名，但却成绩平平，亦几无所长。也因其惯于平稳持重，尽管入了天子堂，内心也无太多波澜。

这些，连曾国藩自己都已感受到了心态之有变。返乡后的接风宴请等等一番折腾之后，虽说是渐入日常，但于曾国藩来说也与之前的时日有了不一样了。一起来看看，道光十九年一年之中，曾国藩都做了些什么：

正月

曾国藩大致做了三件事（前已记述，此处不赘）。

二月

《日记》中记述简单，曾氏不对心情有多少表露，但是有一细节仍似可揣测其心之痛，也有对亲人之不同的态度。细想之下也是人之常情：“廿九日，阴雨，辰刻，满妹死。……满妹生于道光十年……至是生八岁零一百七十一天”。“初一，……儿子生十七年丁酉十月。初二……至是一岁零四个月”。叙述自己小妹和儿子的生日时，日记表述是有些差别的。对小妹生岁居然详至“天数“，而对其子生岁，只以月份带过。或许潜意识中，对二人感情还是有所差别的，毕竟与其妹相处日久，而对儿子，不似其母其情至深。

二月初二日，阴。

叔叔淳弟的痘疹开始落痂。

初三日阴雨。

曾国藩于昨日请刘东屏诊视母亲。母亲积年多病，刘东屏谓服药数剂，必有大效。曾国藩于是把药方记了下来：代赭石四钱，生，研末；山光参二钱；抱木茯神四钱；白旋覆花三钱；元半夏三钱；生白芍二钱半；炙粉草一钱五分；河南枣二枚去核；干柿蒂七个；小麦米二钱；老生姜三钱。

初四日阴雨。

刘东屏刚刚离开，三弟曾国华就患了伤风 。

初五日晴

写对联六副。酉刻，龚云亭、紫岩专人来，有书信并贺仪钱四千，紫岩有诗四首。夜作书答云亭兄弟。

初六日晴。

曾国华病未愈，请尹光六开药方，下半日又请王大诚开药方。曾国藩的母亲在厨房跌倒，幸无伤损。前些日子曾国藩在衡阳，欧阳山托他荐馆，他推荐欧阳去葛中道家授课，因现在还没有消息，于是给葛中道写信，催其尽快给欧阳山下聘书。夜磨墨。

初七日晴，

天气很暖和。三弟国华的病仍未愈，又请陈丰六开药方。想起满妹和儿子，于是作《哭亡妹亡儿》辞。夜请医生尹光六来给国华看病。

初八日睛，大暖。

“初八，与尹光六下棋，……家庙向无丁祭，陶村族叔议兴祭，每人捐谷二斗……”

这个月曾国藩遇到了一件“大事”，在儿子过世一个星期后，与一位大夫下棋。

晚上，陶村族叔过来与曾国藩议事，说的是家庙向来无人祭祀，这事关系到对曾姓先祖的尊敬，他们提议曾姓男丁每人每年捐谷两斗。祖父星冈公认为是件大好事，嘱曾国藩拟出一个章程来供族人遵守。是夜，曾国藩拟了一个约四百字的捐谷章程。

曾国藩在日记中特意写“向无丁祭”，丁祭就是在仲春仲秋上旬丁日祭祀孔子活动。此一动议，还是令曾国藩颇为触动的。因为族人的态度于其入翰林前后是截然不同的；之前，从来无人叫他参与丁祭，此时刚一返乡，即来知应。细微语言之下，颇感人情之冷暖。其余日子，写写、作作功课等，同时，也处理一些杂事。

三月

“初四，……朱尧阶信内官词二纸，要托在县告状，余回信言此刻县考，余宜回避，待考试后再告……”（须避嫌）

此月事儿不多。大多时间在打牌，游荡，喝酒，写字，能看到细节的只有这件，因县考，自己要回避，以免遭受猜忌，算是比较有正义感的。

“十五日，仙舫回书来，送银二十两，道彼处此刻不必去，且请余为伊母做寿序”。此时，款式之名开始“涨价”或待价而沽了，这二十两银钱，预示着曾国藩开始写文章“赚”钱。

四月

“初一，写唐诩庭寿屏，福青缎写黄字，字学柳诚悬，参以王大令、董香光笔意，结构甚紧，笔下飒爽雅健，甚自许也。……是日余写七幅，敖写五幅”。

四月份第一天，为别人写寿屏，自觉不错。此段记述里似可看出曾国藩对己书法颇为自负。亦觉比“敖”量多，特意有数量对比，“自喜”之状跃然纸上。

“初十，松坡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羞愧”。

此时可见，曾国藩对不遵守诺言、不知晓事理之人，向来是十分反感、且无好脸色的，有时甚而气愤。这种气愤并不单纯来自于钱，而是对其诚信、礼数的嗔怒。或许也是此时的曾国藩觉得有了生气、发火的“资本”，又或许年轻气盛才“盛气折之”，反正心态的变化是较为确定的。

“十六日，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

此时，也开始为进京盘缠提前考虑了。曾国藩家中虽然是生活无忧（从陈尧阶助其家四十石谷来看，生活也是有忧的），绝非豪强，加之回乡应酬颇多，有时动则几桌、甚至多达几十桌不等的宴客，花费算大，故提前谋划进京资费全在情理之中。其实，于北京考试期间，就已借钱，有一次甚至借了（易作梅）一百两银子做盘缠（结果半路都买了书，差不多导致成天饿肚子）返回，让其父曾麟书又爱又恨（此时，花大钱买书肯定算是先见之明，自是早有安慰了）。

后又于去年（道光十八年）再次进京，来来去去等生活费用大多由借钱来维持。一时之间，差不多已向友人借了上1000两银子（当然，银两去处也颇有意思，大头都走了人情，也有部分寄给家里，只有少数供自己开销所用）。

五月

“初一，着使去杨立山家，欲收回丁酉年所寄书，立山言已遗失矣”。

此事颇让人很费解。曾氏让人去杨立山家收回三年前寄去之书，不知是借给杨立山的，还是自己又有他用？这个很是奇怪，也没讲明原因。因杨立山说“丢了”，也没说明是当时寄时“丢”了，还是杨当时收到，而之后又不小心弄“丢”了的，抑或故意此时说“丢”了，而有意不给（还），故曾氏肯定是未取回。按正常情况讲，邮寄物品一般是不会轻易弄丢，故其中定有不为人知之密而未述明。反正，确定的是，此时二人已经不那么“和谐”了，一个想要（取）回，一个说“丢”了，也说明此时的曾氏也自觉有了向杨氏“叫板”的底气。

“十六日，饮于宋于庭署内，于庭有圆圆小像，甚是可观”。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曾国藩下定决心要戒色，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看到了陈圆圆的画像，居然还能在写日记里专门记录一下（此时，尚不是理学之徒），可见对于美色，确实不是一般地欣赏一下而已。

“十七日，曾氏修屏门为悬匾地，伍人坏碎，又彼此殴伤，告官。余书片与宋公，宋亦未甚究。是夜，又作书让宋公也”。

“十八日，宋于庭有复书来，不以余言为然。”

这几日间，突然遇到了纠纷、受了委屈。从记述看：曾氏是十二日认识宋于庭的，十六日就去新友（宋）家，看到了陈圆圆的画像，充满了想象；十七日告诉宋于庭自己被人欺负，宋于庭没管；于是又跟着写了第二封信，十八日宋于庭虽然回了信，但根本就没把曾国藩说的当回事儿。

这两次书信来往有点意思：本来新贵曾国藩刚刚找到了点感觉，而此时竟然有人敢“太岁头上动土”，不怕朝（县）里有人吗？于是，就想借力宋氏出口气。可是，姓宋的竟然不管不问！曾氏十分郁闷，感觉自尊心受挫。

笔者揣测原因，可能是十六日曾国藩跟宋于庭谈论陈圆圆画像，让宋于庭觉得曾氏是个轻浮之徒而不愿深交，故意不理会鸡毛蒜皮之闲事，颇令曾氏失望。估计是心情尤其郁闷，而不愿再多写几字，而让世上多了一件“千古疑案”！

六月

“初三，永兴本家见余，趑趄嗫嚅，村鄙可怜。庙内又隘，毒热逼人，甚烦恼也”。

日记直言不满（喜）永兴本族之人，觉得永兴曾姓这族人做事畏手畏脚，说话吞吞吐吐，行为粗鄙，令人反感。

己是翰林之身的曾国藩衣锦还乡后，虽说也有小小不快，但大多在“高人一等”的氛围中度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他在不自觉间对待人与事的态度也已有细微变化。正是由于有日记的存在，可大致清晰地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真情实感的曾国藩。他也远远不是一个生来就异于常人、立志要做“圣人”之人，而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