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

大姨是我需要浓墨重彩书写的人，因为在母亲这边的上一辈中，除了母亲，大姨是我最熟悉的。

大姨就住在我们家斜对门，我小的时候，大姨可以一天上我们家三、四趟，有时候会进来坐在炕沿上说一会儿话，更多的时候是在门口高声通知我母亲一下什么事情,说完转身就走,并不进来。偶尔大姨空闲了，会挑一个明亮的下午，带上她的专用工具，坐在我们家炕上刮她脚上因裹脚而产生的厚皮。

大姨刮脚的时候，我和妹妹会一边好奇地凑在旁边看，一边做出嫌恶的表情。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会责骂我们，我们俩就咯咯地笑，一哄两散，象两只鸟正在东看西看，受到点惊吓，突然就拍拍翅膀飞走了。大姨责骂我们更厉害，因为她更有资格骂，这跟我们嫌她的脚没有关系。我们被大姨骂了，并不会在意，因为那跟我母亲骂我们是一样的。

后来长大，慢慢知道过去的女性普遍是要裹脚的，而裹脚是非自愿的，是残忍的。外婆和大姨的脚都裹过，外婆的小脚更小，而大姨的脚裹了又放开，成了半大脚。我母亲慢慢给我们讲述如何用瓷瓦锋利的边把脚割破，如何把除了大拇指的其他脚指头折断，被裹脚的女孩子如何的嚎哭，及至长大嫁了人，在婆家颠着小脚走路干活，慢一点又要遭骂，我听了之后再也笑不出来了。好在我母亲成长的年代这种陋习已不再盛行，她和她后面的堂妹们没有再遭这种罪。

大姨是在外公有了三个儿子和叔外公有了两个儿子后出生的，因为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儿，备受宠爱。我母亲后来常常带着有点不甘的口吻说：“你大姨是宝贝，我是多余。”

可是自从我记事，大姨已经是个半老太太了，半点都看不出来是在娘家宝贝过的样子。大姨整天在家里围着锅台转，怕公公，怕婆婆，怕丈夫，但是她敢骂儿媳妇和孙女们。为一家子十口人做饭，总是觉得做不出来够大家吃得饭食，又恼火儿媳妇动作慢，孙女们都不帮忙，其实她自己也不快，又嫌别人做的事情不如她的意。大姨到我家来坐，绝大部分时间就是絮絮叨叨地边诉说家里的苦处边骂，骂完了还是回到那被她自己千骂万骂的家里继续给全家人做饭，过她的“烂日子”去了。

在背后，我们都觉得大姨是典型的封建家庭儿媳妇，同时也是典型的封建家庭婆婆。大家偶尔也有点为大姨家的表嫂鸣不平，因为表嫂虽然做事慢，但是也范不上骂。我琢磨大姨骂表嫂的关键原因还是表嫂一气生了四个女儿，让婆家单传好几辈的香火断了。

大姨的公公就是单传，只有一个妹妹，再没有其他兄弟姐妹。这个老人家很硬朗、很慈祥，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笑咪咪的，常拄个龙头拐杖在村口转悠，一直活到八十多岁。大姨的婆婆则不怎么笑，总是阴沉着脸，但老太太心肠不坏，后来在八十四岁上去世了。到了大姨夫这儿，也是一儿一女。表哥这一辈也是只有兄妹俩,所以表嫂生男孩的压力很大。

生孩子这事，又不是女方一个人说了算，可婆婆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儿媳妇们的事情。表嫂生第四个孩子时，大姨的婆婆拿出银项锁，一边等消息，一边放出话：“这一回要还是个女孩，就不给了。”然后第四个女儿生出来，表哥表嫂就此打住，也不再生了。

对大姨最初的记忆是给我们洗脸。也许是母亲太忙了，每天清晨起来先忙活一家的饭，顾不上给小时候的我们洗个脸，也许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玩乐只能是泥巴,大姨来我们家(六岁之前我家跟大姨家距离稍远一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几个小孩子太需要洗脸了。大姨打上一盆水，捉小鸡似的把正在玩得不亦乐乎的我们捉过来，拉着胳膊摁着头，用因长期洗衣做饭而已粗躁的手掌撩上水，在我们小时候还娇嫩的脸上呼噜一把，大姨的手掌挂得我们的皮肤生疼，擦脸的土布手巾也一样粗躁地剌皮肤，于是我们象泥鳅一样扭来扭去想摆脱，但在大姨连责备带拉扯的努力下，没有一次成功逃脱的，一个个挨着被洗，要是冬天，洗完后大姨顺便会给我们涂一点装在哈喇壳里面的“润面油”。后来这些生动的场面成了我们对童年生活温馨美好的回忆，每当我们想起大姨，必然想起她给我们洗脸。

大姨比我母亲大了“一旬”，就是十二岁，所以她是母亲口中的“老姐姐”。过去的农村，女孩子早早就订了婆家，早早就嫁过去，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去一个陌生的家庭去给人家做媳妇。我母亲说一般都是十四、五岁就嫁了，做不好事情会被责骂，甚至殴打，最惨的是那些更小的“童养媳”，十一、二岁的年纪，放到现在还是在家对着父母撒娇的年龄，在那个时代却要在一个缺少温暖的环境中“讨生活”，怪不得过去的人脸上笑容少呢。也有运气好的，碰上好脾气的丈夫，象我认识的一个邻居婶婶，“童养媳”的身份嫁到婆家，丈夫比她大十岁多，婆婆嫌她做事不好，挑唆儿子打她，但是儿子把房门关起来，一边捶打被子一边骂，很搞笑地瞒过了自己的妈。

大姨订婚时年龄也不大，但是外婆家在那时候还算富裕家庭，舍不得让她早早到婆家给人家做媳妇，一直留到十七岁，我母亲说那时候算是“大龄”了。但是再留也就留不住了，婆家要人，于是在一片吹吹打打的唢呐声中，大姨乘着一顶花轿出嫁了。据我母亲说，大姨的婚礼是隆重的，绣花裙袄，凤冠霞帔，嫁妆也很丰盛，描金柜子、描金箱子、古式衣架、食珞什么的，该有的木器都有，锦缎被子、绣花枕头也都齐全。我母亲说过很多次大姨的出嫁和嫁妆，每次提起脸上总是有点失落，因为到她那里，这些就统统都没有了，用母亲的话说：“两个箱子就打发出门了”。可能母亲一辈子心里总是有点不甘的，从小看着那么多嫂子姐姐们风风光光的被娶进门嫁出门，怎么轮到自己就一切从简了呢。我想外公外婆绝不至于偏心眼，总是家里没有了，才拿不出来了。大姨出嫁时是四十年代初，到了我母亲那儿，已经是五十年代后半期了，家里已经娶了九个儿媳妇，嫁一个女儿，加上地也交了，马车豆腐坊也都交了，叫外公外婆拿得出多少嫁妆呢。不过母亲倒也从没说过外公外婆偏心，也许只能怪时运。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绣花裙袄、凤冠霞帔这些东西都是旧时代的象征，好像总是跟精神枷锁联系在一起的似，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女子穿戴上这样的东西，她的灵魂就已经被上了锁，从此一言一行都要遵从某种规矩，所以自由自在习惯了的我既不羡慕，也不理解母亲的失落。小学四年级之前，正是“专政”“砸烂”“打倒”这些词汇充斥眼帘的时代，我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是让你的神经时刻保持紧张的。八岁的我站在村道上，惘然地向东望去，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汇所困惑，觉得这么抽象，这么难以理解。每每这样的时候，绣花裙袄和凤冠霞帔就从我脑子里的某个角落溜出来，柔软的丝穗轻轻地搭在我的心上，于是我的心就又暖起来亮起来。

大姨保留着她的这些绣花裙袄和凤冠霞帔，表哥娶亲的时候就又让表嫂穿戴上了，我没看见过这个场面，但是后来大姨的公公去世三周年，我看见了表嫂换上的绣花红裙袄。----再不满意儿媳妇，该给的东西还是一样地给，这可能也是封建家庭的一种常态吧。

再到后来，这些东西也被当作“老古董”被年轻的一代所抛弃，直到近年，又时兴起身着绣花裙袄和凤冠霞帔举办婚礼了，可是到底味道不一样了。没有了遮着红帘子的花轿，没有了雕梁画栋的老式房子，没有了身穿长袍头带瓜皮小帽的亲戚，没有了一系列繁琐的礼仪，这些东西看上去总有点不搭调。再说，到底跟现代人的精神面貌不协调。

我们小时候受大姨的照顾颇多，大姨对我们有种特殊的亲切感。我姐姐七岁左右就直接住在大姨家里，一方面是大姨家的表姐已经出嫁了，大姨帮我母亲减轻照顾孩子的负担，一方面是为了大姨家距村里的小学近，这样我姐姐早上不需要大人送就能自己上学。我们那时候小学要求到校早，冬天的时候黑天摸地小孩子就要到学校开始“早读”，桌面上点油灯，小孩子坐在位子上摇头晃脑大声朗读，清脆的声音刺破凝冻的空气，带来新的一天。

我和妹妹没有在大姨家住过，主要原因是等我们上学时，我家已经搬到大姨家对面，离学校也很近。每天放学后，我和妹妹先回自己家，如果门是锁的，就掉头上大姨家去先呆一会，大姨基本上都在家，她主要是干家务，我母亲帮她干地里的活。有时候我母亲在家，我们也会到大姨家玩，因为那时候大姨夫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些杂志，我记得有《红旗》，其他不记得，她家墙上还糊了报纸，我那时候没有什么读物，凡是有字的我就读，所以这些杂志报纸都读，虽然读不懂。

大姨父是个漂亮人物，风流倜傥，年轻时也很高大，夏天喜欢穿一种裤腿特别宽的长裤子，为了凉快。他会点乐器，也喜欢哼几句地方戏，参加村里的“自乐班”，有时候耕着地就嘹开嗓子唱上一段。大姨夫还会很多其他手艺，他会鞣羊皮，会屠宰，还会裁缝，后来因为表哥腿有点残疾，大姨夫把这点裁缝手艺传给表哥当营生，自己不再为人做衣裳。这样的人物生在那个时代，想起来有点可惜，父母就只有他一个独子，大概也舍不得让他出外，想他这样聪明伶俐的，读上点书，心灵手巧的，可以成为很优秀的手工业者。

母亲说，大姨初嫁了之后，不喜欢在婆家呆，二舅舅牵上骡子把她接回娘家，呆上十多天，她也不想回婆家，一听说婆家来接她，就流泪。后来，大姨有了一个个孩子，可是孩子又都一个个夭折了，有一个孩子已经十岁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还是没了，之后活下来的表哥腿有残疾，只有表姐一个身体健康。母亲说到这些，解释说过去接生、医疗条件差，几乎没有疫苗，婴儿存活率低，严重的母婴活不下来。到了晚年，大姨已经哪儿都不想去了，一直守在家里，走个亲戚一定要当天回家，连表姐请她到自己家呆一个晚上都不去。大姨对哪儿都不感兴趣了，生孩子养孩子又失去孩子的遭遇和痛苦，让大姨把活下来的表哥当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没有人能劝说她离开那个家，那是她为腿有残疾的儿子守的。残疾的儿子成了大姨心头所有的牵挂，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

母亲说，大姨年轻时高个头，白皙，大眼睛，双眼皮。但她老了的时候，个头因为驼背已经矮了，脸上的皮肤因长期没有什么保养而显得粗糙，也没有一点血色，头上稀疏的白发已经遮不住头皮，一双大眼睛也花了，没有光泽，走路的时候因为心太着急而腿跟不上心，身体有点向前倾。大姨鲜活的生命一天天地被生活磨蚀了，从青春年少到皓皓白头，她经过了多少心碎绝望，流过了多少眼泪。漫漫长夜里，想着孩子幼嫩的身体被埋在冰冷的、黑暗的荒野中，自己也恨不能去跟孩子埋在一起，给孤零零的孩子一点陪伴。

大姨象是一只从没有飞起来的凤凰，幼年的她未必没有自己的幻想，未必没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可是出生在旧时代的封建家庭，作为女性她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少女时代的主要生活就是做女红绣花，后来绣花成为她闲暇时的唯一消遣。她的翅膀在成长过程中已经被剪除了，裹脚更具体地限制了她行走的范围，她一生的道路在长大成人之前就已经铺定了，后来的一切只不过是沿着这个既定的道路往前挨。生活象磨盘一样将她原本丰润的生命之汁压榨出来，让她逐渐干瘦，逐渐枯萎，最后只剩了一把骨头。

后来，三舅舅家的表哥出了车祸，大姨听到这个坏消息，悲伤难拟，独自跑到无人的荒野放声大哭，回来之后就病倒了，连表哥的葬礼也不能参加。

大姨年轻时代的内心伤痛被表哥的死勾了起来，这一次她没有挺过去。

后来检查，发现大姨的大脑已经生了好几种病，脑萎缩，脑出血，卧病在床三年，75岁时去世。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即将离世的妈妈对阿甘传授了她最后一点人生体验：“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将拿到什么。”而出生在相对富裕的家庭，美貌如花，也算是大家闺秀，少女时代的大姨怎么知道自己的一生中有这么多的磨难呢。我在这里哀叹大姨的一生，也是哀叹所有经历坎坷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