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不是人们交相互交际的唯一手段，它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手段。
在塑造了我们的个人现实构造及集体现实构造的事件中 ，仪式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所谓仪式是指公式化的行动流程，它在某些固定的时间或针对某些固定的事件被重复，
它的意义超过了个别行动的范畴，而是具有另外的深层的意义，无论这是什么样的意义 。
在个人的现实构造与他的社会领域的连接中，仪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文化圈都在同一时间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各个国家也都庄严的庆贺自己的国庆日。
用这样的方式，仪式就作为一年里的时间规定了结构。
当人们结婚的时候，人们仪式化的说“我愿意”，不仅完成了从自由的单身角色向已婚的，被义务所束缚的婚姻伴侣的转变，
而且完成了从一个税收等级，向另一个税收等级的过渡。
毫无疑问，仪式拥有深远的社会功能，
总的看来几个人被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现实构造，通过一种富有意义的方式得到了协调 。
把行为和意义的传递用仪式有计划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治疗处方是系统是干预的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方法。
结束与一个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紧密的会谈是很困难的， 家里人不能或者不愿意，不假思索的就与治疗师分开。
家庭成员把相当高的治愈希望寄托在治疗师身上，期待着他们给出一个拯救的主意，给他们带来希望。
如果这个拯救的主意没有给出，或者某些冲突被谈论过了，但是却没能被从道路上铲除，
那么一家人就会坐在那里盯着治疗师看，并且发出信号:“还没有都说完”
家庭交际的规则会引发对冲突进行个人或集体的抵抗，在这一过程中，被经历，被感知，被评论仅仅是矛盾的一个方面。
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密切的联系被表现出来，具有攻击性和分离性被否认，被列为禁忌。
乐观主义得到彰显，悲观的情绪最好留给自己。
其背后的担心大概是迈入一个令人害怕的事件局面，“分离，死亡”。
因为当真的发生这类事件时，就会因此背负罪者，
因此大家宁可避免去谈论，关于冲突的冲突的另一个方面，不被积极的考虑的那个方面 。
在此治疗师，面临着在两个都不那么有效的方法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他参与到了那个被美化了的模式中去。
这样一来，他就会认可家庭的观点以及他们的交际模式。
如果这关系到问题或症状的产生或保持，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治疗师就会导致问题或症状的慢性化。
要么他把自己的立场摆到了冲突的另一个毫无考虑余地的方面，
比如说，他试图让家庭成员表现出他们的攻击性，
这样一来，他就会触犯到家庭里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家里人和他的交往就会因此中断，
于是只剩下了第三条路。治疗师可以认可来访者家庭的价值观，
不过同时也要指出来，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治疗师通过采取“是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能够发挥处理矛盾的“律师”的作用 。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之后，就布置家庭作业，这原本是太早了。
一般来说，此时的治疗关系还没有足够稳固，以致当事人还不只能凭着这种关系，就在行为层面上做出改变。
在此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来访者家庭已经很大的信任预付给了治疗师，
除此之外，治疗处方开到目前为止，家庭还没有给出任何的信号，表明他们认为会谈可以结束了，
所以考虑到家庭的巨大期望，在比较早的时刻就进行干预，这也是可行的，
即使这个干预有可能被感受为是种苛求，因为他本来是需要一个有承载力的关系来作为前提的 。
来回的纠结起到了测试关系的作用，患者催促治疗师给出家庭作业，这样他就与治疗师共同承担了布置家庭作业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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