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了解曾国藩这位儒臣及其著作，我在2016年的夏季买了曾国藩家书和冰鉴，但是看不懂。浅翻几页，能理解曾在家书中对于诸事的安排，包含着儒家做人处事的道理。曾国藩借着安排家族小事对儿孙后辈进行教导。我当时缺乏对于那段历史和人物的深入了解，难以读下去。因此想要读一读《曾国藩》这本历史小说，来多了解这位名臣。
《曾国藩》描述了曾国藩在礼部右侍郎任上丁忧返乡，时遇太平天国自广西北上占领江宁为都，南方各省深以为患，曾国藩被保荐在长沙帮办团练，一则为保卫湘乡，二则为建功立业。第一卷的时间范围是曾国藩从咸丰二年丁母忧返乡至咸丰七年丁父忧再次归家。曾国藩在这五年间经历的求贤才、协调难、练湘勇、明法纪、避君忌、接战胜荣和败辱、驻江西、友离丧等等书中谈到一种古人从修身到治国的学习方法。书中讲到曾国藩在京中师从唐鉴。唐鉴教导曾国藩治学和检身的方法。其中，唐鉴谈到“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这解释了我很久以来的疑问：古人选拔官员多来自于科举，科举所考皆是四书五经。人非生而知之者，古人如何做好国家治理中理性的部分，如宋代的三司省、如工部的官员、如治理黄河的潘季训等。之前我基本认为古人虽以儒家经典为主来学习、培训、交流。但在专业岗位上的古人，一定要进行墨家、计然学、算经的培训，要读这些书才能做好专业岗位的工作。而书中谈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可见，古人很看重从史书中学习专业技能的经验方法来办事。比如，唐鉴作为理学名臣可以写了畿辅（国都附近）水利，大概是从史书、专业典籍和自身经历中概括而出。
由此，再看曾国藩怀着建功立业的心胸，初练湘勇的过程。曾国藩是典型的书生，除了熟读典籍和史书的底蕴，他对于兵事的认识主要来自于纪效新书和孙子兵法。基于文化和经历的选贤任能是曾国藩的优势，依靠着这些想要建功立业、想要一展身手的文武同志，如罗泽南、彭玉麟、康福，曾国藩学做一位统帅开始练兵，贴近士卒，也讲道理，也明奖惩。在遇到问题时，他像一个典型的儒家文人一样去自省和思考，比如会像一位官僚一样去推荐满提督，会像“濯青莲而不妖”的名臣一样锋芒毕露，想要逃避暮气沉沉的官场，却深受挚肘。在与太平天国战斗的过程中，曾国藩很大的精力要放在协调、愁饷、人事安排。战事的成败多由幕僚的建议、基层营头的战斗能力而定。（从这里看出某些网络历史小说中夸大主角光环的谬误。）
《曾国藩》第一卷中曾国藩初掌湘勇的这五年，在我看来初步完成了从书生到儒将角色转变，是一介儒生学习胜任军事统帅这一专业岗位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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