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学写诗（上）

       我写旧诗，其实与清华无关，以之入题，算是蹭一下清华的热度。不过生于清华、长于清华、至今仍疏狂慵懒于清华，如此命题倒也应景。

一 儿歌时代

        在我1974年成为清华附小一年级新生的时候，对人类文明中一切不能生而知之、需要强迫学习的内容都充满厌恶。

        父亲因为自己右派的身份对我的未来常怀忧惧，在我4岁时就逼我练习写大字，理由是以我糟糕的出身，今后必然会下乡务农，届时如果能写一笔好字，或许可以做个文书，免了下地干活的辛苦。虽然父亲老家在江西农村，但其实没干过农活就离家上学了，本不应该对务农有过多的体验乃至厌烦，只是文革期间清华教工集体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中风仍未完全康复的父亲也不得不拖着滞涩的身体在那里待了几年，终究补了农活这一课。

        为了避免父亲思虑中可能的辛苦，我不得不忍受诸多现实中的皮肉之苦，为了克服我与生俱来的好逸恶劳，父亲和我都从不同角度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但至今我的书法仍见不得人。

        我小学一年级的成绩也如我的书法一般见不得人，以“中”为主，以“良”为辅，那时的老师只把“差”给打架闹事的孩子，一般是没有人能得的。而仅有的“优”得自音乐课，因为那位可敬的音乐老师颇有民主作风，仿佛后世某些音乐综艺节目的制片人穿越了回去，给音乐成绩完全不看唱功，由全班同学互相打分投票决定，我那个唯一的“优”竟然是货真价实地票选的。

        这张成绩单后来经常被我母亲拿来取笑，尤其是当我遗传自她的五音不全不幸曝光的时候。

        但到了三年级我终于翻了身，那时新来了一个工宣队家属做我们的班主任，叫龚老师或者宫老师，我也记不太清。她教语文，赶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便要求我们用写“儿歌”的形式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是个尾声。

        我的大多数同学的“儿歌”作业是由父母代劳，被戏称为“爸爸歌”、“妈妈歌”，而我的作业则是地地道道的“儿歌”。

        现抄录数首，可搏一笑。

        诸如关于儒法斗争的：

儒家尊孔孟，

法家尊韩申。

强盗都不尊，

只把财物分。

又如吐槽学习的：

大火熊熊燃，

数人围旁边。

唐诗三百首，

总是读不完。

还有讽刺班中某个我不太喜欢的同学的：

山中一只狐，

狡猾又狠毒。

成天无忧虑，

只是太孤独。

        感谢父母不爱扔东西的习惯，居然把记录这些可笑文字的小本本保留到今天。

        当时我因为如此“儿歌”而得到工宣队家属异乎寻常的鼓励，这直接导致我对于语文课的学习兴趣大增，对于学校的观感也渐渐改善，不仅语文课成绩不俗，连累其他学科的成绩也进步显著，到了四年级，竟然仿佛一个好学生的样子了。

        父亲发现了我的变化，开始减少对于我练习写大字的苛求，教我一些关于诗词格律，押韵等方面的知识。不知是由于父亲本身的旧诗词知识也是半瓶子醋，还是觉得我初学乍练，没必要过于严格，他给我搭建的旧诗体系有些不上不下，在今天的内行人眼里，山寨味道颇重。

        在小学四年级，文革已经随着四人帮的倾覆而被宣告死亡，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也从那位工宣队家属改为一位文革后刚被解放的黄老师。虽然儿歌不再受宠，但我作为作文交给黄老师的一首“水调歌头”还是得到她的赞扬，甚至因此在课堂上说了类似“此子必成大器”之类的过头话。这让我对她终生不忘。

        黄老师一直住在清华，后来也偶尔路遇，我总是羞惭得避之唯恐不及，既是对自己大器不成的羞惭，也是怕她老人家因无识人之明而羞惭。终于有一次我和她相遇在一个避无可避的小路上，那时她已经很苍老，我也年过四十，就鼓足勇气和她打了一个招呼。她居然认得我，只是不记得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否还记得曾给我开过的空头支票。

五绝数首

无题

诗讫无人咏，掷之云上峰。可期明月近，偶和两三声。

题北林兄戴胜鸟照

远人觉故晴，寥落在沙汀。应是翻飞后，临渊不敢鸣。

咏霜

十里素颜虚，三秋青史补。应怀愧雪心，毕竟曾飞舞。

闻文谷兄赐字有怀

闻君赐字来，日日循天问。笔意未曾知，寄怀须雁阵？

二 少年滋味

        诗词的刺激作用在帮助我以班级前三的成绩考上清华附中初中之后，便渐渐淡出了我的世界。那时，进入青春期的我人高马大，热爱运动，喜欢女孩子但很羞涩，不敢追，也不知道写诗追女生的诀窍。于是我不再写诗，学习成绩也日渐平庸，倒是喜爱和擅长短跑，每次学校运动会100米冠军都是我囊中之物，这透支了我在行动力上的运气，一生不良于行或者便肇因于此。

        我的青春期在十四岁的时候嘎然结束于一个初夏的夜晚，一场大病让我离开学校，离开快乐、离开身体和心灵双重的自由。在两年休学期间，我又拾起了诗词，既为了消遣，也为了发泄，还有一点功利的念想。

        为了让我有些寄托，父亲又开始了他一贯擅长的强迫式学习，针对诗词。

        我的大姨有一本古旧的《白香词谱》，父亲借来后让我把它整个抄录下来，又学诗，又炼字。不过比起一本正经、古色古香的《白香词谱》，我倒更喜欢王力先生直白简约的“诗词格律概要”，以及毛主席诗词的通俗上口。

        另外，我也不喜欢写字。

        十五岁时我孤身一人到南昌治病，虽有姑母的悉心照顾，但仍常有孤寂和落寞，便填写了一阕“水调歌头”。 这首词寄给父亲后，他很高兴，就应和了一首，还一起拿给老朋友刘锷培叔叔看，刘叔叔颇不客气地说：“你儿子写得比你好。”父亲大喜。

        然而没有受过足够的国学教育，又远非一个能够手不释卷的好学之人的我，所能写出的旧诗也不过是略强于打油诗的格律打油诗而已，渐渐我便失去了兴趣。那时中国是一个文学青年横行的时代，北岛、舒婷、顾城这些新诗诗人名字如日中天的吸睛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流量小鲜肉们。我便也自然自然地进化成一个文学少年，期望有一天成为可以靠文字吃饭的专业诗人。

        我开始更多的写新诗，但事实证明我没有这个天赋。我记得在我很罕见的正式发表的诗作之一给我带来了8元钱的稿酬，这远远够不上我大量投稿所需的邮费，即使邮票仅仅8分一张。

        休学在家两年以后我又复学了，接着上初三，但同学已经是比我小二岁的弟弟妹妹们了。附中对我很照顾，把我安排在班主任为年级组长的崔老师的班里，同学相处也很好，这次留级给我带来了超出常人一倍的中学老同学。

        尽管对于未来前途的忧心给我足够的压力让我自动克服了各种不求上进的毛病，开始认真地在学业上花心思，然而成绩的名列前茅不足以保障我能够继续升学。那时有一个规定，要上市重点学校清华附中，必须通过体育考试，而这对于我无异天堑。

        父亲经过多年的坎坷，性格便有些孤傲，一直自诩从不求人，但此时，他因为我不得不放下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也是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架子。

        那时清华附中的万邦儒校长是比父亲高一届的学长，又曾经做过几年同事，只是57年父亲成了右派，而他没有，但交情还不错。

        父亲找了万校长。

        我相信作为教育家的万校长不会仅仅因为和父亲的交情，也是由于考虑教育的人文关怀，以及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他提出了一个说法：如果这个同学本来就是免体的，那他就可以不参加高中入学体试。这个说法在当时争议很大，据说有的校领导明确反对，但在万校长的坚持下，清华附中为我的入学开了一个先例。

        升入高中后，父亲和我进行一次长谈，大意是：写诗或者当作家是没有前途的，既然功课还不错，还是好好学习，考大学吧。我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接受了父亲的意见，不仅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或许也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从此我放弃了诗词，三年以后考上清华大学数学系，又过了几年，在证明自己同样没有数学家的天赋之后，我成为一名图书馆的馆员。

        少年滋味，是愁也非愁，是滋味，也不是滋味。

西江月 六月一日有怀

几处飞花怜我, 一帘薄絮缠卿.

谢家有女欲纵横,早向天涯追梦.

无虑却难无悔, 多愁怎笑多情?

莫凭六月逐风筝, 恨那青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