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

   

城内

    因为小马儿考上了从化中学，我成为中国千万陪读大军的一员，在学校对面的教师村租住下来。这片区域位于县城西北角，因紧邻从中、靠近二中，政府在十多年前专门划出一块地建了十一幢教师宿舍，俗称“教师村”。但就是这样一片远离市区、道路狭窄、没有商业区、被城中村包围的“西伯利亚”，因从中学位房，十多年后房价也竟翻了几倍。

    教师村对面除了学校，紧邻的是一个叫城内的地方，中间隔了条环城路。我租住在房价不菲的房子，每日见环城路上人来人往，车走车停。高房价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买不起房的教师搬不出去，买得起房的教师搬出去了房子不愁租；城内的居民与周边的村民纷纷拆掉老屋砍掉树木建起楼房出租或自住；学生多了，一到交通高峰学校门前就塞得水泄不通。从大清早的走鬼早餐档到中午小餐馆饭市到晚上大排挡宵夜，人们从早吃到晚，环城路从没消停过。这里，还能称作“西伯利亚”？

    但学校与城内却出奇地安静，似乎环城路的尘世纷扰与它们无关。上课铃声一响，从中校园一下子就回复宁静；而城内，从早到晚都这么宁静，一种恍如隔世的宁静。

    因为住在教师村的缘故，我可以经常到城内走走。我踏上铺着麻石板的北门大街，穿过黄皮树影下的步云巷；我仰望张家巷的船形屋脊，凝视振武街的圆形门洞；我在鱼巷探寻城内第一市井叫卖声，惊叹明代学宫的雕樑画栋；我想象迎春街昔日店铺的林立，感叹城内无法复制的隔世繁华……

    宁静的城内也曾繁华过，但那是五百年前的事了。

    城内古时称马场田，是从化建县之初古县城所在地。从化是“因乱建城”——古时地名但凡有个“化”字的，多是偏隅荒凉兵燹戕乱之地。明弘治元年（1488年），山民谭观福、张洪祐作乱，被广东布政司刘大夏平定。弘治二年（1489年）当局在杨五都横潭村（今花都新华镇）设县，取名“从化”，为“远氓从此归化”之意。但这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五年后又有姚观祖作乱。当局认为县城离“贼巢”太远不便控驭，便于弘治七年（1494年）将县署迁至马场田。但马场田并非最初的选址，而是离马场田以东十里的凤院村。由于当地村民谎报此地常年遭水患，当局才定址于“土沃民醇”的马场田，新址首任县令为钟鲸。但人们在距离马场田西北80里的鳌头镇水西村山枣园找到了一段古城墙遗址，年代比马场田还要早。当地村民都口口相传这才是从化最早的古县城。后来县城迁走后，还留下一位姓霍的官员看城。今年89岁的老村民谭浩侦说，山枣园土地平整开阔，曾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叫“曲夫”的河流绕村而过。古城墙位于水西村连片几百亩的标准化农田边上，风化成黑色的城墙高2米，断断续续长约50米，并筑成一个小土包。但水西建城从无正史记载。清雍正八年《从化县志》里面的《从化疆域图》不但无标注水西，疆域最西处为离城50里的车头迳村（今民乐车头村），水西村已属清远地界（鳌头镇于1951年才由清远划归从化）。因古城墙不在从化疆域，最早古县城或难以考证了。

    从化新县署在迁至马场田的5年后，即弘治十二年（1499年），县令林晏下令修建城墙。“城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基过之，周回五百八十丈”。折算后城墙高5米宽3米，周长1930米。整个城池呈椭圆形，面积20多万平方米。建有东门“迎曦”，西门“镇远”，南门“承薰”（又曰来薰），北门“拱极”。因西门正对风云岭，易被山贼居高临下“觊觎”，故此门长年封闭。人们将“城墙之内”的马场田称作“城内”，这就是城内名称的来由。

    城墙尽管建成，但此后的一百年间，从化之乱仍未消停。城北十几里原本有一大片巨木参天的丛林。明嘉靖未年，流寇大起。为免贼人以树木作掩护攻打县城，县令陈豫章下令砍光树木，砍下的木材则作木栅栏以巩固城池。城外人可说是活得战战兢兢，城内人则被高墙保护暂得安枕。但城内人“有城墙保护”的日子最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走到了“尽头”。抗战爆发，城墙被毁。五十年代，城周边还散落大量倒塌的城砖，这些城砖每块长40厘米，厚15厘米，重30斤。城内居民取砖围果园菜园，砌厕所鸡舍；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大量城砖砌成窑炉；八十年代，有居民在建房时掘基3米还挖到城砖，可见当年城池之坚固。

    古志记载，城内有八条街。分别是崇仁、振武、迎春、宣化、大顺、会善、兴义、从新等八街。崇仁、宣化、大顺三条街南北向；振武、迎春、会善、兴义、从新五条街东西向。到清代宣化、大顺并称“宣顺街”，到如今已改成“大塘街”。城内东至振武街，南至迎春街、西至宣顺街，北至从新街。

    城东的振武街古时有演武场，劝喻住在这里的人不要忘记“武备”。而如今看守所也设在这里，高墙铁网让人记住了“振武”。

城西的宣顺街是县衙和学宫所在地。“宣化”，是要住在这里的人想着“王化”。弘治八年（1495年），知县刘宏主持创建从化学宫。如今的从化中学是当年县衙与学宫的所在地。县署在从化中学旧操场，立有刻有“马场田”三字的大石以示纪念。当年县署大门对面有一块麒麟照壁。押送死囚处决时都要先经过麒麟照壁，待犯人见过时才处决。但县署已不复存在，仅存学宫主殿先师殿巍然矗立。此殿重檐歇山顶，高15米、宽12米，是目前从化现存最雄伟的明代建筑，也是从化500多年“崇文尚学”的历史见证。它是最早的县学，培养了从化最早的科举人才；1926年始建县立初级中学，几经更迭将迎90华诞。从2005年开始，从中用十年时间完成贯穿“仁爱”主线的华丽蜕变。大操场上两棵三百年古榕，枝繁叶茂，根须弥长，秉承五百年悠悠文脉；复原的从化学堂，方桌板凳，青墙红柱，犹传学童朗朗书声。作为一个88届的从中老校友，我清晰记得上学时骑车踩过凹凸不平的麻石板；在布满瓦砾的大操场跑步踢球；在夜凉如水的风雨球场台阶上“仰望星空”；在高三（四）班的课堂聆听老教师们的循循教诲。

城北的从新、兴化、会善三条街东西向并列，正对西面的风云岭。三街的寓意是“遵义维新，向善知足”。据说风云岭是白虎局，为保城内居民平安，城市设计者设计了“三箭射山”的风水局。三街的东面振武街有半圆门洞，形如满弓；三条街状如在弦待射的三支箭。

    城南的迎春街如同当年城内的“北京路”。寓意住在这里的人“沐浴春风”。此街古代叫“迎春街”，坊间叫“市头街”，现代叫“城内路”。当地俚语“市头”是老板的意思。城内7、8户最有钱的老板、生意人都住在这一条街上，故称“市头街”。迎春街尾有小集市，小商小贩在地上铺一块蕉叶或木片，沿街摆卖果蔬鱼肉；也有众多市井之徒，于街尾聚众赌博。古时物质贫缺交易落后，当局为“便民利商”，在城内设固定的市。而城外则为荒芜之地，人们“或择以地，或间以日”自发形成集市。人们将城内有固定交易场所的称为“市”，城外无固定交易场所的称为“圩”。由迎春街出了东门，为通济街（即今城内路）。街头有座供人歇息的知止亭，亭边有棵大石粟树。这个亭子是民国27年（1938年）从化县长赵超罚了“烟王”罗楚芬两百银元建的。罗楚芬对政府禁烟禁赌令充耳不闻，依旧卖烟设局，结果给便衣抓了现形。罗的家属托人求情并愿罚金。赵超用保释金建了一座方顶四柱的“知止亭”，劝诫世人“知止不辱”。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圩集开始形成，散民每月逢“4、9”日期聚集此地交易，因位于通济街街口久而久之叫“街口圩”。这也是日后从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街口”名称的由来。

    城内人是从化最早的居民，其房屋按八条街走向分布两旁。房屋连片规模大的为坊，如有宝鄰坊；规模小的为里，如崇仁里、仕珍里；（古代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块麻石板宽的为街，如有迎春街；三块麻石板宽的为巷，如有张家巷、叶家巷、刘家巷。城内规划的道路完全满足当年居民出行的需要，如果设计师泉下有知，洞见末来有汽车这个“怪兽”，断不会把道路设计得这样狭窄。而几年前乘房价高涨的东风，人们开始大量拆毁百年青砖瓦房，见缝插针地兴建楼房，把道路变得更加狭窄。值得幸庆的是，道路“狭窄”如同一道无形的栅栏，把汽车这个“怪兽”挡在了城内之外，让“隔世的宁静”唾手可得。

  我一脚高一脚低孑行于城内。走五步，一只正在枯叶打盹的小黄猫睁开眼与我四目对视；走十步，一头突然窜出的狂吠的大黑狗挡了我的路。一座破平房前有一棵老龙眼树，树下有块黄腊石，难道这就是文人眼中的“雅舍”？刘家巷一排青砖瓦房低矮得如人高，虚掩的门扉可见堆放如山的破烂；从新街几位老妇坐在门前小石板上纳凉拉家常；迎春街上早没了集市，只有卖咸酸、卖饼干、卖葵瓜花生的小杂铺；还有门前竖个大大的“镶牙”灯箱的牙科诊所，治疗椅上空空荡荡如病人张开空洞的口；松庵公祠幸免于毁但疏于照料，破烂的中庭杂草比人还高；入夜的兴业里民工聚集，在露天卡拉0K档声嘶力竭地唱着“你是我的唯一”；横街窄巷灯影稀疏，房檐蛛网般的电线落下黑影如乱蛇打架；人夜行城内，如小木船一下没入茫茫夜海找不到北……这是城内的宁静，慵懒冷清，彷如隔世。

  但夜行城内的我，耳边似乎总会响起一种熟悉的叫卖声，在若有若无地打破这种宁静——那是一种尖锐悠长的叫卖声：“花~~生肉”、“花~~生肉”。“花”字拖得很长，“生肉”急促收起。这个在胸腔就憋足力气迸发出来的穿透力很强的声音，却是来自一个矮小的身躯——他是城内一代市井传奇，七、八十年代街知巷闻的买花生肉的“南天门”。

    “南天门”本名黄焕南，今年已八十有三。五短身材、相貌精奇，仿佛地心吸力在他身上发生强烈作用。黄公年幼时，村中长者笑其相貌丑陋堪比“齐天大圣”镇守南天门，加之本名有个“南”字，通街都唤其“南天门”，真名倒少人记起。

“南天门”居住在松柏堂村一条叫鱼巷的小巷。松柏堂村南接迎春街，是城外的一条小村。此村始建于宋淳熙年间，有八百年历史，是“末有城内先有松柏堂”。松柏堂村是黄氏聚居地，源自晚唐工部侍郎黄峭山一脉，开基祖为从溪、西溪、霞溪三兄弟。现今松柏堂村前风水塘边上正中有一棵两百年柏树，有规模宏大的西溪祖祠以及其孙逊斋、约斋两座祠堂。 

“南天门”的花生肉色泽金黄、香脆无比，5分钱就有一小纸角。“南天门”赤裸上身，黄铜色泽；肩挎书包，沿街叫卖。从早到晚，从城内到城外，叫卖于茶楼、戏院、冰室、集市。入夜声嘶力气，含混不清变调如“哎~~哟”“哎~~哟”，乍一听犹如有人摔倒不起疼痛呻吟。“南天门”的花生肉祖传三代，其父“花生单”卖的是带壳的干湿两种花生。“南天门”小学三年级就缀学，十几岁就随父卖花生。“南天门”相貌精奇无人肯嫁，三十好几才娶到大车村驼背黄氏，育有一子。黄氏的到来是他花生事业的一个转折——这个贤内帮助“南天门”把祖传花生作“去壳”的改进。花生仁先用秘制南乳汁液浸泡，晾干后混入细砂在大锅干炒，最后用筛子筛净即成。

从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是“南天门”的“黄金十年”。文革未期，“南天门”被冠以“投机倒把”罪，有三猪笼车的花生被没收；八十年代初，“南天门”就靠卖花生建起两层小楼。黄妻生性善良勤勉，因炒花生长年热气攻心早卒。据闻其驼背身材矮小要在锅前垫砖，久而久之也竟踩出印痕。如今“南天门”早不卖花生肉，他的晚年生活就是在市头街路口龙眼树下捉象棋。一样的光着膀子，捉子下盘“啪啪”作响一如爆发力很强的叫卖声，誓有捉不赢气势也要压赢对方的架势。

  与“南天门”同一时期在城内营生的还有鱼巷的“豆腐波”，前店后厂经营豆腐小作坊。凌晨四点磨豆打浆，用细纱将每块豆腐包裏压实，其韧实得可用水草扎起拎走。振武街的“大旧泉”专事“磨米”。谷磨由竹篾制成，磨心由千余片小竹片用黄泥夯实作磨刀。两层泥磨上厚下薄，人力摇动脱谷成米。牛栏街的陈沃是“劏牛匠”，夜半劏牛，哀声连天。

  当城内铅华洗尽，繁华如潮水渐渐退却，城外的“荒芜”之地却悄然发生沧海桑田式巨变。城南的市头街东接城内路，如今两边已是高楼林立。但三十年前，这一路两边都是鱼苗场，鱼塘边修建简易木厕。内急客匆匆如厕，方便物如手雷炸响水花，鱼儿纷纷跳跃惊窜。

出了城内向东走过城内路，便是市政府、新世纪广场、新城路、府前路、建设路等市中心区域。它仿佛一条脐带，一头连着五百年的明清古城，另一头连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城。从混沌幽暗走进络绎繁华，也只是一刻钟的事。

但假如时钟回拨一百多年，城内还是孤独地兀立着。城外一片田畴散落零星村落，城东只有西街与东城路两条街道；假如时钟回拨三百年，城东还是流溪河的“地盘”——盛世繁华的新城区脚下，曾是河道与河滩。

改道前的流溪河从石角潭（今金瓯广场）从东往南流到鱼樑尾（今东成路口）、陈屋一带，再由南往西流到古楼潭（今荔香村）、原华侨大厦附近。八十年代初华大门前还有一眼龙井水，筑成三米见方。一到夏天许多小孩就到这里泡澡消暑。流溪河在华大这里突然拐个弯向南，沿青云路方向流经门口江（今雄丰村）、洪山围、一直到蓝田基围（今荔枝花园）出口。其中门口江就是“家门口有条江”的意思，尽管仅存名字上的意义，但它却是流溪河当年流向的历史见证。门口江有所门口江小学，前身是民国32年（1943年）创办的环城乡小学。1959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来到这所小学视察，并亲自提议将“门口江小学”更名为“流溪小学”，并一直沿用至今。

城东北的振武街北接环城路。路口有座常年香火鼎盛的北帝庙，逢初一十五求签问神者众。城内人至今还保留大年初一子时过后“抢香”的习俗。北帝庙的“香火灵验”似乎也“感染”对面的一棵130年树龄的大榕树。但它不只是一棵树——它不但树干中空内里还有一棵枯死的桉树，它还是当地人为子女“上契”的伯公树；这还不止，它居然屹立于路头中央。据闻当年修路时大榕树是在倒掉之列的，无论附近村的叟孺如何极力阻止，钩机还是开到树跟前。结果奇怪的事发生了，机器三番四次发动不了，最终大榕树幸免于戕。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中，道路能为一棵树“让道”，“伯公树”真是修得三世“福份”。但细想一下，是先有大榕树后有环城路——是人侵占了树的“地盘”，而不是树“挡”了人的路。

“伯公树”原是环城路上众多大树中的其中一棵，只是如今它们所剩无几。在振武街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城内人容姨告诉我，以前环城路的位置就是昔日城墙的所在地，城脚有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城墙外长满大树。

没有城墙的城内还叫“城内”吗？但我感觉环城路就是一条“隐形”的城墙——因为任凭环城路如何热闹，一路之隔的城内依旧一如既往的宁静。

城内曾经是市，如今是村；城外曾经是村，如今是市。斗转星移，物换事易，时间会告诉你它最终的样子。城内的隔世繁华，再也无法复制；隔世宁静？来城内，它就在那里。 

古志上的《城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