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读过一篇童话，据说它是安徒生唯一一篇以中国为背景写的童话，这篇童话名为《夜莺》，它写了一个中国皇帝和一只热爱自由的夜莺的故事。可是，它除了明面上写着中国，完全看不出一点中国的影子。故事很动人，可它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东方故事。如果把故事里的中国换成任何一个国家的名字，都毫无违和感。而今，我读着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时，倒常有一种代入感，总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故事——若是把故事中的双城伦敦和巴黎换成中国任何两个地名，同样毫无违和感。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还是近代的土改运动、文化大革命，它们似乎都是远隔重洋的近亲，都有着极为浓厚的血缘关系。
要我去评判这个故事写得如何，首先，我会批评这部小说开头之混乱，结局之“团圆”。
小说前三分之一故事并不严谨，有些颠倒错乱，如果要说是作者故意而为之，以制造时代的混乱之感，倒也能圆得过去，不过我始终不欣赏这种痕迹太重的颠三倒四。结局的“大团圆”模式与狄更斯的另一部小说《奥尔夫·特威斯特》（又译《雾都孤儿》）如出一辙，危急关头，英雄总是突兀地出现，生硬地扭转悲剧局面，这给原本流畅的后半部分文本造成了裂痕。但《双城记》显然比《奥尔夫·特威斯特》优秀。从宏大历史背景的选择与处理上，人物关系的复杂上，事件的多变与内涵的深刻上，前者都优于后者。
这是一个出色的故事。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纠缠到最后解开的瞬间让我拍案叫绝。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贫民翻身做主人，将私仇变成公愤的人们成了嗜血的魔鬼，翻搅着历史的烟云。成千上万的性命被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不论这些头颅里曾经是否全都装着剥削和压迫。当人们挥动着激情使局势难以控制时，好像每一个上断头台的人本身都该死。
虽然《双城记》的价值得到了公认，但也有不少评论者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概之意是作者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为那段历史中的贵族翻案。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批评家批评方方的小说《软埋》。评论者认为，《软埋》美化了地主富绅，夸大了土改的罪恶，肆意抹黑土改运动以及主持土改运动的政权。虽然两者有这样一点相似，但我认为，《软埋》无论从故事到立意都远远够不上《双城记》的高度。
作为小说，故事可以进行虚拟杜撰，但作为有着厚重历史背景的小说，如果以“叙述真实”的名义去写，那么至少要有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和掌控故事的能力。无论是现实主义也好，魔幻主义也罢，都要有写作者的心胸和气魄。《软埋》虽然选取了一个中国历史中具有广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作背景，但是小说的气量十分狭小，论人物形象，单一片面，论故事情节，乏善可陈，只是用了一个看似悲剧的皮囊装着并无深度的所谓苦痛记忆，而作者还堂而皇之地赋予这样一个作品以“叙述真实”的身份，难免引起批判（虽然批判也不完全是因为作品格局小，作者文笔差。）。
横向比较，即便是同时代的严歌苓同题材小说《第九个寡妇》，其在叙述故事的能力以及塑造人物形象上都远远高于《软埋》，纵向比较，一百多年前的《双城记》在立意上则有着《软埋》难以企及的高度。
《双城记》很容易被解读为思想暧昧落后，无视历史发展的正常需求，暗中斥责劳动人民领导的法国大革命。但是，仔细思索，虽然《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但是作者真正表达的并非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指责，而是对所有人类暴力血腥行为的指责，以及对历史悲剧性循环的无望的感叹——“一大批从旧压迫者的废墟上兴起的新压迫者，在这冤冤相报的机器被废除之前，一 一被它消灭。我看到从这个深渊里升起一座美丽的城市，一个卓越的民族。经过未来的悠悠岁月，在他们争取真正自由的斗争中，在他们的胜利和失败里，我看到前一个时代的罪恶，以及由它产生的这一个时代的罪恶，都逐渐受到惩罚，消亡殆尽。”
作者悲叹的是旧日的贵族剥削压迫，促成了今日的贫民变成新的“贵族”，流血和压迫依旧还在进行。在车轮滚滚的历史进程中，仿佛只有杀戮能制止杀戮，暴力能制止暴力，可是这就形成了不可解的悲剧命运的轮回。所以，即便这个故事是以大团圆结尾，但依然充满了悲剧色彩。当替死的卡顿微笑着走上断头台时，满篇的文字都充满了作者的哀叹。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
2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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