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贵州支教是我本科时的心愿,后来诸多坎坷和不顺,宛转纠葛成了一个心结。
▲ 不娶文盲妻,不嫁文盲夫。本文图片摄于贵州毕节山区。那时大学里有三四个支教团鼎足而立。它们除了目的地天南海北不尽相同,还各自带有独特的”功能”。比如支教一年的直接保研,支教两年的留校任职,支教的现实价值在这里被明码标价地展览出售。
彼时我年轻气盛,希望做的公益干净纯粹,不要被一丁点“目的性”玷污,生怕弄脏了自己的羽毛,唯恐通过它获得任何利益。于是加入了一个没有分毫实际好处的民间支教团,它叫“扬帆黔行”,每年假期去往贵州毕节地区。没想到跟我一样偏执的小年轻大有人在,一个民间支教团却人数最多,乌压压一百多号人去争抢十几个支教名额。
本来参加支教团,是为了快乐的。这份快乐在大学支教团意外地被捧上神坛,想要得到它就如同伸手摘星,必得先斋戒沐浴,做小伏低,套好枷锁,做足形式。
▲ 当年义卖。你必须一遍遍自我剖析,直至反复自省到动机纯粹,甘愿自我奉献而毫无所图。你必须积极参加一切大大小小的繁冗会议,听学长学姐的话甘做跑腿小妹,才会有一个好看的考勤分数。你不必思考支教和其他慈善活动,乃至只为建设社团“品牌”的活动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只有努力做事,才有机会混进主席团,得到珍稀的支教名额。
那时没想明白,或是不敢直言:我出于一个自我实现的目的,并不高尚到一无所图。
我幼时有几年在小县城生活,火车站就是小城的尽头,那以外的世界在年幼的我心中空茫一片。后来火车带我离开了那座城,绕世界疾驰几十万公里,迷雾才终于一片片散去,显露出世界真实的样貌来。
我至今后怕,如果命运偶然写差了行、错了位,如果终我一生都无法离开那里,无知的迷雾是否就永远盘桓不散,成为那个我所笃信的“真实”?
所以,去偏远山区找到一些还困在迷雾中心的小孩子,告诉他们远方和潜在理想的存在,更像穿越回过去面向自己的救赎,告诉那个在平行时空的小城狭窄街巷不停绕圈的小女孩:别怕,有人会来帮你的。
这些山区的小孩子,于我来说,是他们帮助我实现愿望,缓解我的后怕和不安,缓解由于人生而不平等、有人在黑暗中挣扎而自己能吃饱穿暖有书可读的非正义感。对他们,我心中始终只有感激。
我认可支教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它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人的一生。但却始终怀疑几万字长篇累牍的个人动机分析及活动策划案、牺牲吃饭时间出席繁冗琐屑的大小会议、拖着扭伤的脚参加体能集训、为打着公益名义的团建活动、义捐义卖和慈善晚会奔走……这些,是否同等价值的意义?这之间有多少概念被偷换了?
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一旦一个人做了些好事,被打上了“公益”的标签,从此就不能再从自身的好恶出发,必须一心利他,以圣贤的道德观要求自己。否则就是自私自利,就是打着公益的旗号游山玩水,就是伪善。
我不敢沾一丁点“公益的光环”,却也不愿受公益牵连,被道德绑架。这是我离开支教团很久之后,又不断因为想做短期支教而遭遇道德攻击,通过一次次激烈的辩论才终于想明白的事情。
在支教团呆满两年,我也混进了主席团,靠谨小慎微佯装积极得来的考勤高分得到了一个支教名额,贵州天空的繁星终于向我眨了眨眼睛。
爸妈一句话把我打回地下:不可能,不许去。
在他们看来这简直不可理喻,小心呵护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不为挣学分也不为挣钱,到底中了什么邪要去山里吃土?
细数成长路上,以爱或被爱的名义、被隐藏被牺牲的、所有那些未实现的心愿,从未有一个真正消失过。它们蛰伏愈久,根在心底扎得愈深,固执地一直存在着,必得等到实现那天才算做了了结。
这一次终于捋顺了逻辑,与其说它是支教,不如说是公益旅行,它从一己私欲出发,跟高尚毫无关系。看山看水、自我教育、了解真实的农村现状、通过利他来自我实现,这些都是坦坦荡荡的目的。在不给他人增添困扰的基础上,只要能发挥一点光热,哪怕只是作为一个陌生人的样本被围观,只是带去一丝外界的风使闭塞空间的空气流动起来,它便是值得的。
这就是此次旅行的缘起。
• end •
这是“翻山去”云贵川漫游系列的第1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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