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南凹小学

黄堡文化研究 第238期
作者：和成有
编辑：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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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付大金的窑洞 （左一是教室 中间是老师住） | 作者供图

南凹村本来没有学校，解放前曾经办过私塾，我的父辈凡能认识几个字的，就是在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解放后政府开展扫盲运动，我村也办过夜校，冬学（冬天农闲时上学），还有速成识字班，正规的学校一直没有。解放前上学要到陈炉镇，解放后就在罗寨村。

我记得我是1955年在罗寨上学的，当时罗寨小学分两处，一个是村上边的一座庙改建的，我上学时庙里的泥像还在，有点怕人，另一处在村下边的祠堂窑里。南凹到罗寨有五里地，早上天不明就要起来，中午带着馍，喝开水，下午放学回家。天晴还好，如遇着下雪、下雨，可就惨了，那时都是土路，又没有像样的雨具，顶多戴个草帽，柱个棍，连滚带爬。衣服淋湿了，自己又暖干。那时我最小，高年级有我的大大，哥哥，经常得到他们的照顾。

南凹小学是1956年秋季开办的，第一任老师叫赵发祥，是立地坡人，那时可能有二十来岁。当时学校的窑还没打好，后凹付大金伯新打的窑洞，人还没住进去，就临时借用上课。当时也没桌凳，用土胡基一垒，上面放块长木板，高的当书桌，低的当板凳。开始好像也没有门墙，是用芋子扎起来，糊着报纸临时挡风，到天冷时，才垒起门墙。当时一年级是新招的，二三四年级是从罗寨转回来的，全校可能有二三十人。办学条件极其简陋，老师学生除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再就是有一个马蹄钟表和哨子。我记得，在这里上课可能只有一年。赵发祥老师也只教了一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教我们唱歌，他教的是《大家喜欢》，“担上了担儿呀，软呀软溜溜，哎呀软的哎呀闪的······。”他边唱边扭，十分好笑。学生们下课都学着样儿，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出眉户戏的唱段，这段戏我现在依然会唱。

学校的窑洞先是在前坡打的，打了时间不长，发现有山缝，放弃，又向东挪了約一百多米，打成两孔窑洞，于1957年下半年搬到了正式学校。这时老师是付宏业，我三四年级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十一年后，我高中毕业后回乡，也在这里当了两年代课老师。在西北大学上学并留校工作的格憨堂弟（已故去），以及堂侄都蛮都是在这个窑洞接受的小学教育。开始，学校也没有桌凳，都是同学们自带桌凳，不够的，还得用长板条代替。学校采用复式教学法，这是所有农村小学采用的教学方法。一个老师，一个教室，四个年级，老师给一个年级上完课，布置作业，再给另一个年级上课，就这样教了语文，又教算术。在语文课本里，我学过《农夫和蛇》《乌鸦与狐狸》《愚公移山》等寓言故事，它教我怎样为人处世；也学了《车胤囊萤》《匡衡凿壁》《孙康映雪》等古人的故事，它使我在后来的学习中知道刻苦用功。这些故事虽然过去近六十年，但我仍然记忆犹新。我很怀念那时席地而坐，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的日子，时间长了，我记得手指都磨出了茧子。那时，写大字是必修课，大字是踏着“影格”写。“影格”就是印好的正楷大字，通常是20个字一张，买一张可能二分钱，还有专门让老师写的。把“影格”放在大字本下面，一笔一划照着写，每天一张，老师看你哪个字写得好，就画个红圈。同学们就比谁的红圈多。写小字，有专门的小字本，同时还要在大字本的横行竖行填满小字。那时候，没有墨汁，用砚台研墨，经常弄的手上脸上都是墨，同学们互相看着哈哈大笑。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至今闲暇无事时，我总喜欢提笔悬腕，在宣纸上画几笔，虽然写的也不咋的，也好像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

南凹小学窑洞旧址（左边是教室 右边老师住宿办公） | 作者供图

那时学校有个简单的土操场，上体育课就是叫着“一二一，一二一”跑操，下来就是“遗手巾”，“猫逮老鼠”，“瞎子逮跛子”。课余时间男孩子一块玩“顶牛”，女孩子踢毽子，“抓五子”。有一天，老师买回两付“板羽球”，现在的孩子可能没听说过，球是羽毛球，但拍子不是现在的羽毛球拍，而是三合板做的，样子像乒乓球拍，但比乒乓球拍大。一到课外活动时间，老师当裁判，同学们轮着玩，输了的自动下场。不长时间，球坏了。我们就用鸡毛自己做一个，球拍坏了，回去找大人用木板做一个。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们小学唯一玩过的正式体育用品。

还有一次是看电影，那是七里铺电影院建成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电影名字我已忘记了，但是那次艰难的行程使我难忘，我们带着干粮，早上出发，走上屽村翻沟到坳里，上到高家塬，过了高家塬，下走马梁，出了王益村就到了七里铺电影院。又是翻沟，又是上坡，一趟至少有二三十里。刚建成的电影院，在农村孩子看来，高大雄伟，雅典庄重。我们看电影的时间还没到，只能坐在外边的台阶上，欣赏着漂亮的建筑。几个同学要去街上玩，老师不让，怕走丢了。同学们议论，农村都是晚上看电影，白天怎么看呀，进了电影院还要对号入座，门窗一关，和晚上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也是我第一次到比黄堡还要大的地方。回来的时候，虽然我们又饥又渴，但同学们都很高兴，不停地议论这电影的细节，也赞美着新建的电影院。

赵发祥老师、付宏业老师、还有后来的付大涛老师都不是本村人，都是在村上吃派饭，每家每户轮流吃，每家一周。农村人都很朴实，自己再困难，给老师都得吃好些，吃了饭，老师按规定会留下钱和粮票。记得老师第一次上我家吃饭，我有点怕，母亲让我给老师端饭，我也不敢，老师和父亲在窑里吃，我和母亲在厨房吃，老师走了，我才回窑里去。后来，都是我给老师端饭，但始终没敢和老师一块吃过饭。

那时小学的学费每学期就是一两块钱，书费也就几毛钱，但在当时的农村，有些困难的家庭也按时交不了，尤其有几个孩子上学的家庭，只好延后交，有的甚至到一学期快完时才凑齐学费。

68年，我当代课老师时，学校已有四五十学生，两个老师，另一个老师是赵玉珍，她是我的一位嫂子。一个教室，两个老师轮换着上课。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工作还没走向正轨，教学工作也是一样，连正式的课本都没有。上课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唱歌也是语录歌，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在学校学习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弟弟妹妹。那时的学校，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组织社员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社论，还要进行大批判。民办教师除了工分，每月还有十多元的补助，这对于我这个贫穷的学生来说已很满足了。

七十年代建的砖窑洞学校现是民居（上图两个教室，下图老师办公室） | 作者供图

到70年代初，为了适应学校的发展，又在原上建了砖窑洞的学校，两间教室，两间教师办公室。彻底告别了土窑洞时代。到八十年代，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各地兴起了一阵建校热，南凹新的学校也就应运而生。新的教室，窗明几亮，墙壁粉白，和光线昏暗窑洞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我走后，学校老师一直是梁秋芳和孙菊花，据她们讲，八九十年代，是学校最兴旺的时代，从上到下都抓的特别紧，家长、学生对学习也重视了。学校学生最多时达到75人，从南凹小学走出的学生，也有多人考入大学，有的甚至进入国家煮点大学。就我所知，例如：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和理鹏，南昌大学信息工程硕士研究生的付莹莹，还有和建英、和东兴、和斌武、和建武、付鑫龙等都考入了一本院校。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小学教育逐渐衰败，进入21世纪，南凹小学停办了，屽村所管辖的上屽村，吊庄，咀头，河里小学都停办了，随后屽村小学也停办了，成了幼儿园。学生都涌入了黄堡，有条件好的，进入了老区或新区。我曾彷徨过，不知道这是教育的进步还是倒退，是体现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还是我们农村小学教育的失败，不得而知。但我记忆中的南凹小学仍使我怀念。

最后的南凹小学大门 | 图源图中右下角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