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没工作，我在街上练摊，所以跟一个专门卖烧烤的城郊农村来的人很要好。鱼找鱼，虾找虾，我们底层的人就很合得来。去年夏天的一天，我又遇到他，他已不再是一个小伙子了，但年纪比我小，四十五岁左右吧。他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喜事，他的儿子小陈考上市一中了。他的国字脸上写满了骄傲和自豪。
我一听，也是心花怒放啊，就像自己的孩子考中了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市一中就相当于是这个城市的北大，尽管比喻不恰当，但全市人就是这么看的，非常有名气，凡是进到市一中的中学生，就相当于有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而且都是一本大学的门槛，市一中高超的教学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老陈却发愁了，他说：“可是儿子不愿住校，非要在一中附近租一个房子，他还要他奶奶也来住。也难怪，他离不开他奶奶，从小他就是他奶奶带大的。”老陈沉吟片刻，接着说，“租个房子也好，毕竟市一中离我这儿太远了，儿子来去不方便，我们铺面也小，夜市到凌晨两三点才打烊，对儿子的学习和休息都不利。”老陈的媳妇也同意让婆婆在出租房里照拂儿子，她说儿子原来上初中就是在老家镇上中学上的，一直跟他奶奶相依为命，他们夫妻忙于在城里挣钱，跟儿子都有些生分了。他媳妇跟我说起这些家庭琐事，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让他们夫妻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儿子是舍不得离开奶奶才让她一起进城的，她奶奶却很心疼儿子和儿媳妇挣的钱来之不易，居然瞒着他儿子去拾荒。她每天很早就起来给他儿子小陈煮好稀饭和买好油条，然后照应小陈吃好早点自己步行去马路对面的市一中去上学，她自己却骑着三轮车去拾荒了。她看手机到点了就赶紧把拾的荒去往废品收购站卖掉，紧接着速度赶回来，路过菜市场还忘不了买些新鲜的菜，荤素搭配得很匀称；回到出租屋，她把身上脏兮兮的衣服脱了，换上既朴素又干净的衣服，马上就三下五除二地择好菜、切好菜和洗好菜，炒菜时不忘插上电源，同时也不忘把米早已倒进锅里的电饭煲的开关打开，煮饭炒菜齐齐进行，饭熟菜香两不耽误。下午跟上午一样的程序又重复一次。她把时间拿捏得准准的，他儿子小陈一直没发现。因为小陈上课时她正在拾荒，小陈放学后一回到出租屋就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他怎么知道他奶奶如此辛苦呢？
直到有一次我去水果蔬菜市场买水果蔬菜，我才发现她正在拾荒。小陈的奶奶我在老陈的烧烤铺见过好几次，印象最深的，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也毫不为过，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她。她好像也记得我，我从她一看见我就慌不择路地跑开可以确定她认得我。我虽然不好追上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不能让她陷入窘境，过于难堪（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生怕我告诉老陈），但背不住我还是要告诉老陈夫妻俩的。
老陈夫妻俩一听，当场就如遭雷击，他们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花。他们并不是嫌弃老娘丢了他们的脸，劳动人民不偷也不抢，靠十指去刨食并不可耻，他们这是心疼老娘，都已经七老八十岁了，还要为他们操心，还要去拾荒卖出钱来为他们减轻负担。他们做儿女的为此深感惭愧和不安。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把店铺关上门马不停蹄地就赶到出租屋，却发现饭桌上的饭菜没有动，他儿子小陈正含泪握着躺在床上的他奶奶的手。他奶奶倒不是怕他们来根究她，而是真的染上那个特殊的感冒了，她不咳嗽，但全身发烫，头炸裂般的疼，浑身无力。他们心疼得直打哆嗦。
他们不由地想到这个城市，还有多少像他们老娘的可敬可爱的老人，她们不辞劳苦地在扫马路，为祖国的大厦添砖加瓦。早上清新如燃的朝霞和晨曦就是她们点亮的，晚上街上的霓虹灯和路灯闪烁着既炫目又昏黄的灯光迎接着她们，和煦的阳光亲吻着她们的脸颊，阵阵轻风抚摸着她们头上些许凌乱的头发，当然，还有风霜雨雪也来袭扰着她们，她们仍然栉风沐雨和冒着冰雪严寒在为每一座城市化妆美容。她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此时此刻，他们可不好“责备”小陈奶奶不该去拾荒，当然也不能让小陈知道他奶奶去拾荒，以免他分心影响学习。但小陈跟他奶奶特别亲，尽管当时都放开来他不要请假在家学习，他还是在去上学时一步三回头地凝望着他奶奶，他希望奶奶早点好起来！奶奶，您早点好起来吧！
也许他奶奶明天就会好起来！我们盼望着，盼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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