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芳

我在前文《生乃可欢，活亦可喜》中写道：

我们还曾一起“陷害”过同村的一个女同学，叫杨林芳的。她家里很穷，很穷。曾经因为小事我们发生了口角，于是我们弄坏了自己的自动铅笔，然后放到她的铅笔盒。等她回来，便诬陷她做的。结果她几句“义正言辞”的话驳得我俩哑口无言，其语声情并茂，其言有理有据。从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坏人也是需要天赋的，而我天生“祖师爷不赏饭吃”。

我和杨林芳一个村，上学时也在同一个年级；从年龄上来说，我与她同岁，大几个月。但她是我的“邻家大姐姐”，无论从生存能力上，还是生活经验上，都超出我一大截，可以做我的老师了。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时节，六月既望，七月可期。黄土高原的边缘，陇东大地上，山地纵横，梯田交错。小麦成熟了，大地一片金黄。麦穗害羞地低下头来，不敢去看带着草帽、两手粗糙、门牙稀疏、笑容褶皱的庄稼人。风吹麦浪，唰唰直响，面包似的田地和甘甜松软的馒头散发着香味儿便会远远地送过来，迎面扑鼻，使人甘之若饴，如痴如醉。时到正午，玉米的叶子全都起了卷儿，病恹恹的。白杨树的叶子翻转过来，露出长着细小绒毛的惨白色的背面来。暴躁的蝉也暂时中止了它们渴望已久的爱情。整个村庄静悄悄的，除了一两声犬吠，就只有热浪在席卷，奔流，扩张。

我由出头进坳里，杨林芳叫住了我，“彬彬，哪哒去呀？”

“坳里头转转！”我看了一眼，她头发梳得很齐整，大太阳底下油亮油亮的，用一根快看不出颜色的红布扎了。

我不想打理她，一是我是小子，她是丫头，有啥能玩到一起的；二是，她明显正在“放哨站岗”——麦子收割回来，齐腰捆起，放在场里，得有人看着，防止被偷，这也是孩子们“力所能及”的正事。

“快来吃李梅！”她欢快地朝我招手。

“哪里有呀？”我很惊讶，两颊却早已泛起了酸意。邵寨人把李子叫李梅，可能和梅子一样，成熟后，果实表面“覆盖”有一层薄薄的“霜”吧。

“那里！”她用手指了指，然后快跑，助力，蹬腿，跳跃，半空中早已伸出手来，连叶子一起，揪一把下来，稳稳当当落了地，展开手掌，一个青绿色的李梅半掩其中。

那是我吃得最为小心翼翼又异常满足的一次，尽管未成熟的李梅又酸又涩，尽管主人家是二奶奶。也就几个，我们三两下吃完，用衣袖擦了擦嘴，然后哈哈一笑。

小时候，看《排球女将》，我就在想，要不是因为贫穷，杨林芳完全可以像小鹿纯子那样走上竞技体育的道路，“晴空霹雳”“流星赶月”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她曾经跳得那么高，单薄瘦弱的身体却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人人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当别的孩子都在玩耍时，杨林芳却必须一边干农活，一边学习，做作业。

有一次吃过下午饭，我出庄边转悠——那时候我家搬离窑洞还没几年，在她家场里看到了她的课本和作业本，放在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溜溜的凳子上，小杌子也没的，她蹲在地上扒着凳子写。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做了一件至今让我内疚的事情。

电影《教父》中，新上任的“教父”一边参加“洗礼”，名正言顺地当起了新生儿的教父，一边派人枪杀了孩子的父亲，这个男人还是自己的妹夫。小时候我看父亲借来的一本书，名字就叫《老大》，主要讲述美国黑帮火并。全书内容我现在已经全部忘记，只记得其中男主曾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死了，谁活着，谁就是凶手。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做不出那些惊人的壮举。

我乘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拿走了她写字的水笔。我单纯地只是想搞个恶作剧，然后偷偷藏在她看不见的地方，观察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害怕了，当我拿到那支笔，感觉心突突直跳，仿佛天地间无数目光齐齐朝我“射来”，我飞也似的逃离了现场。

现在说出这件事，她可能记不得了吧。

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叫《风筝》，说的是小时候他因为不喜欢弟弟天天做风筝，有一次冲进小房间里把弟弟正在糊的纸风筝踩了个稀巴烂。当时，他很解气，心里舒坦多了；当时，他可能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是妒忌，可能是小小的脆弱的自尊心在作祟。几十年后，他俩都已长大成人。有一次，他把这件事说给弟弟听。弟弟只是浅浅一笑，完全不记得了。也许可能记得，但真的已不再重要。

初中我学过朱自清的《背影》，他写道：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语文老师告诉大家，这里“聪明”是正意反用，实指“不聪明”。在后文，便可以看得出他的后悔来——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高中我学过史铁生写的《我于地坛》，他这样告诫读者：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同样，他也表达到了相类似的悔恨与不该——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一支水笔，对我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但我当时根本没去想过，对杨林芳来说，可能意味着她父亲的一顿打骂，意味着一笔钱财的支出。我的一时兴起，既有朱自清那时候的自作聪明，也有史铁生那时候的倔强与羞涩。

我仔细看了那支笔，笔尖磨损严重，早已形成了一个斜面，就像刷子，只能朝固定的方向移动，否则会划破纸张。我想，她应该只有这一支笔，而且用了好多年吧。

五年级那一年，邵寨学区改制，增添了六年级。全邵寨统一考试，考上的进入初中，考不上的去读六年级。杨林芳大概是没考上吧；即使考上了，可能家里也供不起。

她最后辍学了，出门打工。后来听说她结了婚，生了孩子。

又几年，我在她奶奶家看到她，连同她的女儿，正炕上玩耍呢。

前年，我去西安。他们夫妻俩在城西客运站斜对面的不远处开了家面馆，兼卖凉皮，生意还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