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任一职，三年必辞”的胡庶华

胡庶华先生一生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既是中国的科举秀才，又是德国的冶金博士，既是教育家，又是冶金学家，既是企业家，又是政府官员，他曾先后出任过国立同济大学、省立湖南大学、省立重庆大学、国立西北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胡庶华一生职业转换非常频繁，这源于他自己恪守这样一个原则：“每任一职，三年必辞”，胡庶华是一位极具鲜明个性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学界素有“湖湘精英”之誉。

胡庶华

胡庶华（1886—1968）字春藻，湖南攸县人，1886年出生于湖南攸县一个教育世家，胡庶华的父亲胡国瑞是晚清举人，胡庶华自幼入私塾接受旧式启蒙教育，其父胡国瑞在出任云南省弥勒县知县时，曾以自己的科举经历，反复叮嘱胡庶华：“一定要参加科举考试，以争取进学，勿堕家声。”

1903年，胡庶华考入由近代著名教育家胡元倓创办的“明德学堂”，这所位于长沙的新式中学堂，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所新式私立中学堂，校名“明德”取自《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胡元倓的办学宗旨是“储才建国，复兴民族”。

1904年，胡庶华参加了清末科举考试并考中了秀才，1905年，才华横溢的胡庶华又考取了湖南省留日公费生，但因侍奉病重的继母而放弃了赴日留学的机会。

1907年，胡庶华又考取了“京师译学馆”，这是清政府第一所官办的外语专门学校，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以学习西方语言与科学知识为主的高等学府，以培养国家急需的外语翻译和洋务人才为目的，隶属于总理事务衙门，胡庶华在德文班学习。

“武昌起义”之后，辛亥革命在全国风起云涌，大清王朝岌岌可危，胡庶华尚未完成在“京师译学馆”的学业就回到了湖南，在明德学堂和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执教。

而当时远在云南弥勒县任职的胡国瑞，在得知清政府被推翻后，竟留下遗嘱投井而死，为大清王朝殉葬，“胡国瑞之死”曾经在当年轰动一时，《清史稿》《胡国瑞传》篇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1913年，胡庶华考取了湖南公费留德生，入德国柏林矿科大学攻读矿科，以实现其科学救国的理想，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去欧美留学生的共同梦想，因矿科大学并入工科大学，胡庶华改读冶金工程专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之后，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都不能坚持完成既定学业，但胡庶华却坚持了下来。

由于不能到工厂实习，胡庶华也就不能按时毕业，直到一战结束之后，胡庶华才有机会完成了在工厂的实习经历，并于1920年夏取得钢铁冶金工程师学位（相当于博士），他也是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1920年夏，胡庶华开始在欧洲各国游历和考察，期间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矿冶硕士学位的石瑛相识，石瑛年长胡庶华7岁，却是同盟会的元老，他奉孙中山之命，与吴稚晖在英国组织成立了同盟会欧洲支部，在石瑛介绍之下，胡庶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2年冬，36岁的胡庶华回到祖国，从旧学、新学直至欧洲留学，胡庶华整整读了30年的书，这样的求学经历实属罕见，由此也成就了学识渊博、博古通今、阅历丰富、才华出众，而且熟练掌握多国语言文字的胡庶华，即便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精英辈出的时代，胡庶华也当属精英中的精英。

胡庶华被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兼事务主任，由于校长体弱多病，学校校务大多由胡庶华代理，他同时还在母校明德学校兼课。

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被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聘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石瑛邀请胡庶华出任教授兼总务长，协助其办学，由于石瑛常驻北京筹集办学经费，胡庶华不得不经常代理校长之职。

1925年，经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举荐，胡庶华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当时的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上海区域，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厅长作为全省教育行政主管，其地位十分显赫和重要。

1926年春，胡庶华应邀出任上海钢铁厂厂长，上海钢铁厂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但是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局势动荡，造成原材料难以稳定供应，因此钢铁产量极不稳定，生产经营时常陷入困境。

胡庶华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生产计划，聘用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改善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广开产品销路，企业生产经营开始逐渐好转，而正当胡庶华大展宏图之时，北伐军攻占了上海，上海钢铁厂被桂系军阀控制，胡庶华不愿与军阀为伍，于1927年8月辞去了厂长职务。

胡庶华由沪返湘途径汉口时，巧遇执掌两湖军政大权的唐生智，唐生智当时迫切需要发展兵工产业，遂以湖南同乡之情，热情挽留胡庶华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胡庶华任职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唐生智就因南京政府出兵讨伐而兵败，汉阳兵工厂被桂系军阀控制，胡庶华又离职而去。

1928年3月，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陈仪奉蒋介石之命出访欧美考察军工行业，陈仪于是邀请一些专业人士随同出访，胡庶华因与陈仪有过一段交往，也在被邀请之列，这次欧美考察历时半年多。

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和北洋政府黄郛内阁教育总长的易培基，于1928年2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胡庶华从欧美考察回国后，即被易培基揽入门下，出任农矿部技监、农林司司长和淮北烈山煤矿局局长等职，胡庶华欣然地接受了这些工作，认为能够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但现实却比较残酷，一介书生在明争暗斗的派系争夺中，最终还是被迫辞职了事。

1929年6月，时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推荐胡庶华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接任前任校长张群的工作，同济大学自1927年8月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之后，即被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它也是上海第一所国立大学，其历史地位不可小觑。

由于同济大学是医、工类学校，需要更多的经费投入，而政府办学经费短缺，致使同济大学债台高筑，办学条件十分艰难，胡庶华要有所建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年，胡庶华在上海当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

1930年，胡庶华在立法院兼任立法委员，1931年2月底，时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引起政界一片哗然，宁粤开始兵戎相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暂时冰释前嫌，开始一致对外。

 “一.二八事变”之后，胡庶华加入了教育界救国联合会，并领衔发出了一系列通电和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向国民政府倡议：“凡能武力抗日者，父事之，师事之，在所不惜；凡卖国投敌者，则仇视之，敌视之，亦不敢辞！”但胡庶华的爱国之情，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同和肯定，反而招致部分当权者的不满和嫉恨，胡庶华遂以“每任一职，三年必辞”为由，于当年9月辞去同济大学校长之职。

1932年10月，胡庶华出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这是他时隔十年之后，再一次回到长沙执掌高等学府，而此时的胡庶华已经是一个历经磨练且经验丰富的大学校长了。

此时的湖南大学尚在初创阶段，自1926年成立以来已经更换了6位校长，胡庶华上任后提出了“承朱（熹）张（栻）之绪，取欧美之长”的口号，以继承岳麓书院之优秀文化传统与学习西方先进之科学技术并重为办学指导思想，以“忠孝廉节、整齐严肃”作为校训，并从国内外延揽名师，完善规章制度，加强教学管理，购置图书及仪器设备，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1933年，胡庶华向学生提出了著名的《十条告诫》：“一是刻苦耐劳以锻炼身体；二是博闻强记以充足智力；三是严守秩序以健全组织；四是诚实不欺以树立信用；五是坦白率真以表示磊落；六是见义勇为以发扬正气；七是遇事认真以矫除敷衍；八是爱众亲仁以团结群众；九是自奉俭朴以砥砺廉隅；十是轻财色以高尚志趣。”

作为教育家的胡庶华，对大学生毕业生具有非常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他曾在湖南大学毕业生典礼时尖锐地指出，大学毕业生自身存在的五个缺点：“一是自视太高；二是欲望过奢；三是经验欠缺；四是责任心薄、五是学业荒废。”

而胡庶华所开出的药方则是：“1.不论位置与薪资。凡属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事，在本人学识经验以内，努力赴之。2.不论乡间或城市。城市物资生活较优，人皆趋之，致造成今日都市畸形发展，今欲救济农村之衰落，非大学生到民间去不为功。3.继续研究学问。学问原无止境，毕业仅为告一段落，尚须继续研究，方能有深造之成功。4.努力改造环境。大学生乃领袖人才，当先作社会领袖，负改造社会之责任，具转移风气之力量，方不辜负大学毕业之资格。”

胡庶华还亲自撰写了湖南大学校歌，歌词曰：“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所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材蔚起，奋志安邦。振我民族，扬我国光！振我民族，扬我国光！”此歌词用语精炼且气势恢弘，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家国情怀，也显露出了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胡庶华还邀请同在德国留学的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之谱曲，歌曲旋律大气磅礴，被传唱一时，成为一首非常经典的大学校歌。

湖南大学校歌

1934年4月15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从全国抽调专业人士组成考察团，由胡庶华出任团长，徐善祥为副团长，顾毓琇为秘书，罗冕、朱其清、戴济为干事，分为油煤钢铁组、水利水力组、电力电信组、铁道公路组、水泥组、盐糖工业组、纺织组、油漆组、药物组，对四川省的工业资源和生产建设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形成了《四川工业资源考察报告》，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将全国大部分国力迁入西南大后方之决策奠定了基础。

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对考察团的工作甚为满意，特别邀请胡庶华考察了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创建于1929年10月12日，由刘湘兼任第一任校长，但刘湘乃一员武将，并无过多精力领导重庆大学，当他在校务会上听取了胡庶华所提出的四点改进意见之后，遂决定聘请胡庶华出任重庆大学校长。

1935年8月1日，胡庶华接替刘湘出任重庆大学校长，他对学校的管理机构和院系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并设置了文学院，重新修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延聘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筹措了一批办学经费，使重庆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广泛赞誉。

胡庶华也为重庆大学撰写了校歌，歌词内容如下：“江汉思禹功，教化溯文翁。学府宏开，济济隆隆。考四海而为俊，障百川而之东。研究人文，振兴理工。启兹天府，积健为雄。复兴民族兮，试作前锋。”

1936年12月，胡庶华颇有预见性地撰写了《理想中的文化区》一文，文章分为六个部分，论述了重庆地区的文化现状和建立新型文化区的必要性，指出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全民族应做好全面抗战的准备，以救亡图存，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而重庆则是全民抗战的大后方，应为抗战及今后的国家建设培养和储备更多的人才，明确提出新型文化区应建在沙坪坝，待取得经验之后，再向全国推广。

胡庶华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随着政局的发展，胡庶华的预见性得到了证实，南京国民政府也迁都重庆，领导全民族进行艰苦的抗战，全国许多文化机构也都落脚在沙坪坝周围，胡庶华还倡议成立了“沙坪坝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并出任主任干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让中国高等教育的文脉得以延续，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西安办学。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又被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由西安迁往城固办学，胡庶华被空降至“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作，由于是几所学校联合办学，教育部设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胡庶华与李书田、徐诵明、李蒸、张北海等人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标志着教学工作开始逐渐步入正轨，全校共设六院23个系，汇聚了一大批从沦陷区流亡的著名学者，其中不乏进步教授，而学生中也隐藏着一些共产党员。

胡庶华曾在纪念周讲话时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胡庶华在西北联大任职期间，曾多次发表讲话或文章，指出抗战不是问题，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让大家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长期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西北联合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是同时存在的，只是西北联合大学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仅一年四个月就被拆分了，由于存世的时间太短，西北联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不能与西南联大相比，但这一段历史也不应该被刻意遗忘，这些播撒在祖国西北教育的火种，也曾在及其艰苦的战时环境中砥砺前行，成为抗战时期十分重要的教育方阵，在中华民族危难时期，支撑和延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薪火相传，也推动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大学精神、人才培养、学术成果等方面同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过卓越的历史贡献。

1939年7月，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另行改组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五所独立的国立大学，胡庶华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国立西北大学

1939年9月，由西北联大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等构成的国立西北大学在陕西城固开学上课，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与胡庶华在办学理念上产生矛盾并激化，遂将具有一定左倾思想倾向的胡庶华与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对调，胡庶华由此第二次执掌湖南大学。

1940年10月，胡庶华从西北辗转抵达湘西辰溪，出任国立湖南大学校长，由于长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日两国军队在长沙地区进行了三次会战，长沙早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即便湖南大学迁址偏僻的湘西辰溪县，也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致使湖南大学校舍损毁严重。

胡庶华提出了“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进步”的方针，以本省战时建设之需培养人才，一切从实际出发，集中办好本省迫切需要的矿冶、土木、经济等系，并与辰溪煤矿、湘黔铁路局、华中水泥厂、芷江飞机场等单位建立了广泛而密切联系，不断加强与工程技术人员的交往，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师生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即便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下办学，胡庶华也坚持高标准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他亲自制定了《大学生人格标准》：“1.厚重端正的仪表；2.光明磊落的胸腔；3.勤敏万能的身手；4.平稳踏实的脚膀；5.冷静细密的头脑；6.远大深思的眼光；7.慷慨热烈的情绪；8.健全纯洁的思想；9.顶天立地的志气；10.急工好义的心肠。”这个《大学生人格标准》，没有半点空洞浮华之言，但要落到实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教育理念，即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胡庶华所制定的《大学生人格标准》，是所有青年学子应该达到的人格修养境界。

1943年4月，胡庶华出任三青团中央副书记长兼任青年工作管理处处长，三青团全称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38年4月，系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由蒋介石出任团长，陈诚、张治中曾先后出任书记长，康泽担任组织处长。由于蒋介石、陈诚、张治中国事繁忙，无暇顾及三青团的工作，因此三青团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康泽掌控。

为了防止野心勃勃的康泽尾大不掉，便于扶持蒋经国上位，蒋介石和张治中遴选了年近花甲之年的胡庶华出任副书记长兼任青年工作管理处处长，胡庶华之所以被选中，完全是因为其在青年中的威望，而胡庶华则利用其合法身份，斡旋于国民党政坛，积极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等正确主张。

胡庶华（左三）与中外学者合影

1945年春，胡庶华第三次执掌国立湖南大学，而且是被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请回来“救火”的，朱家骅与胡庶华都是留德出身，而且还是柏林矿大的同学，自然答应老朋友之请托。

当年接替胡庶华校长的是地质学家李毓荛，曾任湖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兼地质系主任，此人热衷于政治，成为陈立夫“CC派”的骨干分子，湖大师生对其为人非常了解，从李毓荛抵校上任开始之时，湖南大学就爆发了“驱李护校”学潮，而且这场学潮竟然持续了一年半之久，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受到李毓荛处分的学生，几乎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真可谓是史无前例。

李毓荛需要在刺刀的保护下执掌湖南大学，日子也确实难过，自感无法继续恋栈，遂于1944年8月黯然辞职。胡庶华让所有受到处分的学生复学上课，这也是胡庶华向朱家骅提出的条件之一，胡庶华对待学生的态度是既严厉又爱护，他始终坚持和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师生之间，要有家长父子之风。”

1945年10月，国立湖南大学迁回长沙岳麓山，为了恢复被战火毁坏的岳麓山校园，胡庶华做了大量的重建工作，扩大了办学规模，使湖南大学成为拥有文、理、法、工、商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和延聘一批湖南籍著名学者回湘服务，这其中就包括李达、罗章龙、杨荣国等教授。

1947年5月22日，湖南大学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划下举行了“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胡庶华多方劝阻无效，但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安全，已经年逾花甲的胡庶华只好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以避免长沙军警和特务对学生们进行镇压和伤害，胡庶华甚至电话警告省政府掌权者，“谁要杀害我一个学生，我就要在省政府门前自杀。”胡庶华有如此担当和表现，这会让中国多少大学校长汗颜呐。

1949年初，国内政局趋于明朗，胡庶华为湖南大学定下了绝不迁往台湾的规定，而此时的湖南政局呈现出一种复杂局面，程潜、陈明仁暗地里酝酿湖南和平起义，而白崇禧所属华中剿总正兵败长沙，长沙政局一时间非常微妙。

1949年6月，胡庶华秘密转赴香港，在香港参加了和平运动，并与黄绍竑、龙云、贺耀祖等44人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声明上签字，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胡庶华此举被蒋介石视为大逆不道，不但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而且还遭到通缉和追捕。

1949年10月，胡庶华应中国共产党之邀，从香港乘邮轮绕道青岛赴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定居北京，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重工业部专员，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参观和考察，为新中国钢铁工业建设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由相关学校采矿系和冶金系合并组建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胡庶华被任命为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还被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委员。

胡庶华是中国人在西方学习钢铁冶金专业第一人，他在冶金方面造诣极深，早年曾撰写了《铁冶金学》、《冶金工程》、《中国战时资源问题》、《钢铁工业》等学术专著。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为了发展钢铁工业，曾邀请东德的冶金专家来华指导，但被德国专家婉言谢绝，“你们中国不是有个胡庶华吗？”由此可见胡庶华在德国的影响力，由于历史没有给予胡庶华充分施展冶金专长的舞台，因此他中国冶金领域里的贡献并不是很大。

胡庶华的晚年生活史料不祥，所有关于介绍胡庶华的文章，对其晚年的经历皆语焉不详，或是以春秋写法代之而过，胡庶华以其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的复杂历史，要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文革”中，在劫难逃也是在所难免的，诸如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国民政府旧官僚，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可以任意扣在胡庶华的头上，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8年6月17日，胡庶华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直到十年之后的1978年，北京钢铁学院才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落实政策。

胡庶华一生曾三次执掌湖南大学，对湖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可谓是居功至伟，其重要性不亚于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和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但湖南大学校园内竟然没有为胡庶华立一尊雕像，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胡庶华塑像

在重庆三峡广场名人雕塑园中，有一座胡庶华的塑像，但他也仅是一个名人而已，他不属于他所曾任职的任何一所大学，这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杰出教育家，还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地位、尊重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