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44：什么时候都要像个人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所以对于君子而言，身居高位不会骄恣行事，身处下位不会越位背叛；邦国有道，他的言行可以使邦国兴盛。邦国无道，他的适度缄默足可保全心身。《诗经·大雅·烝民》写“（周之贤臣仲山甫）既能明于理，又能察于事，所以能保全其身。”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吧！
民间流行一句粗糙的话叫“人难做，屎难吃”。这一类比可以说形象到了露骨的程度，这样的类比形容，或许与儒家“仁”的思想不无关系。
“仁者，人也”，所谓的仁，其实就是指做人要有人的样子。时时刻刻恪守“灵性良心”，不失“灵性良心”这一人之为人的根本。万物有灵，“灵性”或许不是人类所独有的，但灵性所依附的“良心”，却并不在其他事物上有确切的展现和发展。孟子讲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直接关乎到仁义礼智的发端。正是在人所特有的灵性良心发端的发展驱动下，人才逐渐摆脱了作为物的矇昧，与其它生命区别开来，成为“赞天地之化育”的万物之灵。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叫颜回，孔子对颜回的最高评价是这个人能做到“三月不违仁”——也就是连续多个月不违背人之为人的应有之“仁”，说到底就是由恻隐而生发出的仁爱长久地充满了颜回的整个精神生活。至于其他弟子，只能偶尔坚持几天。可见“三月不违仁”的人寥寥无几，“人难做”——在孔子时代便是一个共识。
一方面“我欲仁，斯仁至矣”，另一方面能“三月不违仁”者又寥寥无几。一时兴起，由恻隐之心生发出仁爱来不难，难的是无时无刻的须臾不离于仁。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要知道，一个人在时间维度上的轨迹点，并不是一条平直的线，其间充斥着各种意想不到的跌宕起伏。
一、居上不骄
一个人不骄恣，甚至表现得很谦恭，并不难得，难得的是当他身居高位时依然如此。
写出《悯农》的著名诗人李绅，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明理、爱民的深刻印象。就是这个李绅，后来做了高官，成为在上位者。李绅晚年酷爱吃一道菜——“百舌”，这道菜的原料是鸡舌头，一只活鸡被拔下舌头后是活不成的，一盘“百舌”至少要用到三百个鸡舌。身居上位时，李绅还是那个写出《悯农》的李绅吗？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特别是身居上位时依然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君子。
毛泽东同志的“赶考论”，就是希望全体共产党员持续保持谦虚、谨慎，以面对人民新的大考的心态，永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为下不倍
什么是“为下不倍”？“倍”是违背的意思。居下位者，能够安分守己，尽为下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背叛自己的灵性良心，不越位去做有违本分的事情，才算是“为下不倍”。
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与同行弟子困厄在陈、蔡之间，绝粮数日。子路撸起袖子高喊“君子亦有穷乎”！大有揭竿而起的意思。孔子告诉他，只有君子能够安于困厄，小人在困厄穷困的情况下，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的。“为下不倍”，连子路那样的贤人都很难做到。孔子之所以推崇颜回，就是因为颜回能做到“君子固穷”，做到“为下不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境况里，颜回做到了——“回也不改其乐”。
三、国有道，其言足以兴
国家有道之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见用于世。一旦他的思想观点得到践行，便能推动邦国取得长足的发展。
四、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国家无道之时，能隐然自守。不仅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还能保持自己的纯净操守不为世事所污染。
曾子临终前，将自己的弟子、子弟召集到床前，伸出手看了看——完好无损，伸出脚看了看——完好无损。才对大家说明，自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一生，终于要有一个“完满”的结果了。精神操守不像手脚那样具体，其实，曾子更想告诉大家的是自己精神操守的纯净无污。
孟子把孔子当作自己的榜样，认为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既有原则，又灵活变通。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做个了不起的圣人。
孔子认可无罪却获刑的“刑满释放”弟子公治长的品性，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也认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非其罪也”的弟子南容，然后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一个人，居上也好，为下也好，国有道也好，国无道也罢，无论在何种情境中，都要依凭自己人之为人的“灵性良心”，活成一个大写的人。什么时候都要像个人，这便是“仁”，中庸之道的终极目的便是让人活得像个人。像南容那样周全很精彩，像共治长那样保持精神上的白璧无瑕，也同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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