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不是哲学家，但也不仅仅是个历史学家。他的学术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历史，而且关注文化和人生，可以称之为思想家。今人谈及钱穆，多重视其《国史大纲》和《先秦诸子系年》，其实，他对经学、儒学、子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都成了规模，有了主线，成了一家之言。
作为自学成才的典范，他学无常师，不断吸取当代人文学术的最新成果，在学中写，在写中进，直至创办新亚书院，走向了现代学术的境地。关于人生进路，他写出《人生十论》，认定儒家的人生向往才是他毕生的追求，在寻常生活中获得中和的人生体验，才是最重要的生命追求。关于文化走向，他比较了西方、印度和中国三种文化，认定只有中国文化合乎中道原则，有益于人类的自我救赎，并将影响这个世界。也许，我们在当时，可能认为钱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过于乐观，以为他对西方和印度的文化了解不够。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许多看法具有相当的预见性。
钱穆不主张门户之见，认定人文学术需要开放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他没有在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的文化宣言上签字，也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他的入室弟子余英时，也都否认其新儒家的身份。不过，从思想进路和人生取向上看，钱穆更像是先秦原始儒家，特别是孔子文化精神的信奉者。阅读他的《论语新解》，感到他对孔子的确做到了“同情的理解”。再读钱穆其他有关孔孟的文字，更能在他那人格敬畏与精神体认中，感受到他对先秦儒家的温情。
钱穆没有取凑新儒家的热闹，但却对儒学持一种温情与敬意。他不愿意做任何党派的工具，也不愿意由于学术派系而丢失更多的读者。他的书有其艰深的成分，更有相当部分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说起先秦诸子，娓娓道来；谈到宋明诸儒，同样入情入理。今天，我们也许对钱穆的一些结论不能满意或不再满足，但是，我们仍能从那温情脉脉的叙述中看出他的文化指向，看出他那深层次的文化关怀。
钱穆的晚年是在台湾度过的。据说，蒋介石送给他一座素书楼，他照单接收，引发自由主义者的讥讽和诟病。不过，看看当年台湾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礼敬的态度，就可以知道，钱穆把接受素书楼看作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致意。在大陆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中，传统文化风雨飘摇，孔老夫子斯文扫地，而钱穆却在台湾的素书楼里为中国文化招魂。钱穆及其素书楼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对传统文化礼敬的象征。我虽然没能去过素书楼参观，但阅读钱穆的著作和他的传记，也多少能够体味到些许温和的心境，感悟到那博大的胸襟。
走近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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