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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道德实践的向度与公理的内在化 与严复的一元的,唯科学的,天演的公理观有所不同,梁启超的国家现代化方案更注重于国家中的个人—公民的道德实践。但他的二分法是调和的,不像康德那样截然地分为纯理性的和道德的。任公更多地是希望在国家现代化制度中引入德治的成分,这与他的“三代之制”情怀有莫大的关联。因为“三代之制”里就有平等和自治等原则。同样,任公推崇墨子为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家。这些都是现代中国建设中最不应该放弃的思想遗产。 确切的说,任公更关心的是在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过程中,“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调和问题”,“个性与社会性的调和问题”。他与严复最大的不同在于进化观上,任公认为能为人类全体之永存之进步而努力的种群比仅仅为目前的利益而奋斗的种群更高级。他极力反对军国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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