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后不久，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刚开始，运动还是在各单位的领导下进行的。大家可以发表对如何开展运动的意见，辩论是当时最激烈的形式。我记得，当时省卫生厅就印发了一份《关于对当前形势的一点看法》的传单，开着车在城区主要街道散发。
有一天晚上，我也跟车出去了。倒不是积极参加运动，而是想着能坐车玩，还有夜宵吃。卡车来到五一路时，被许多人围住，索要传单。我很兴奋，不停地把传单递过去。不一会儿，大家就争论起来。好像是说，这份传单宣传的观点不对。运动，就是要让群众说话，不能压制，怎么可以让“走什么派”来领导呢！我听得似懂非懂的，但有一点我则认为是对的，那就是主席说的就一定要照办。
运动初期，总的来说，还是较为平稳和文明的。大人们忙的主要还是工作。我呢，则与伙伴们一起以玩为主。玩什么？做做游戏而已。比如：十几个孩子分成两边，骑高马打仗。所谓“骑高马”，就是年龄小一点的孩子，骑在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肩膀上，双方对冲，看谁先将对方拉下马。还有就是一个孩子背着另一个孩子，两人把手臂伸直，两双手抱成一个大拳头，然后使足力气朝对方冲去，直到将对方冲倒为止。男孩子的游戏充满了暴力。当然，玩得最多的还是捉迷藏。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和许多小伙伴在玩游戏，突然，肚子痛起来，而且越来越痛，我坚持不住，就回到了家里。然后，躺在床上，不断地翻滚，很快我就忍不住了。父亲下班回来一看，赶紧把我送到了湖南医学院附一院。在急诊室，医生给我做了初步检查，断定我是急性阑尾炎。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整个腹部都痛，而且反射痛最为明显。加上白血球数急剧升高，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
在我的印象中，我进了手术室，但没多久我又出来了。手术并没有进行。事后得知，父亲反复问医生，能不能不动手术，以保为主。父亲当时是卫生厅医疗预防处的干部，因工作关系，与医院的医生都很熟。因此，医生根据我当时的情况，同意了我父亲不是请求的请求，没有动手术，将我送回了病房。
虽然免了一刀，但屁股可就吃了亏。每天要打两针，先打链霉素，打完后，针头不拔出来，接着又把青霉素推上去。整整半个月时间，我的两边屁股都有一个拳头大的硬块，走路也是一瘸一瘸的。炎症终于消失了，我出院了。之后，有时右下腹还痛，但吃点药也就好了。这一症状，直到我参加工作后两年，才最后消失。
父亲后来对我说，其实这个阑尾是个“废物”。在德国，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把它给切了，免得以后出问题。这是两个很“深奥”的问题，以我那时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去搞清楚的，以后也没想着去查找相关证据，但少挨了这应该挨的一刀，却是事实。
父亲的关心还不止这些。运动开展起来了后，机关里来了一支部队，搞不清楚为什么驻扎在这里，开始倒也无事。看人数应该是一个连队，就在我们家楼前的空地上搭建了两三个很大的帐篷。他们搞他们的日常训练，机关工作也基本正常。可没多久，部队派人开始插手机关运动开展情况，甚至把停课在家的学生组织起来学习。
那时，父亲还没受到冲击，见到部队负责学生学习的人后，还主动向他介绍机关情况，并推荐我，说我是个好学生，可以当个什么小组长之类的。其实，那时候的我仅仅只有12岁多一点，根本就不懂开展的是什么运动。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父亲和许多机关干部一样，对突如其来的运动及其后果，基本上也是不明就里的，而且也并不想被人说成有抵触的。虽然谈不上特别积极，但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去做，这点是毫无疑义的。
随着运动的深入，我没有当什么小组长，父亲也因为曾经所谓的历史问题，很快就被归于变成了运动的对象。机关里有一名普通干部，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做肖宫苞，是刚分配到机关的大学生。就是贴出了几张大字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由此，多次批斗，甚至还有人义愤填膺地打骂他。
我感到很害怕，怕父亲也会遭到这样的对待。我最后一次见到肖宫苞是在机关召开的批斗会上，机关所有的干部家属都被召集了过来。随后，他就被关到了办公楼的地下室里。我跟着看热闹，甚至在他被批斗后，被人推推扯扯地关往地下室的时候，捡到了他的掉在地上的主席像章。
我并没有还给他，而是马上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那时候，主席像章是很俏的，谁都想拥有一枚或者更多。我捡到这枚像章，确实有点“如获至宝”的兴奋劲。现在想起来，这种“行为”似乎有点“趁人之危”的味道。这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肖宫苞了。
其实，那时父亲的日子也不好过，机关的造（饭）派就时不时地命令父亲在机关大门口挂牌示众。每天上午或下午至少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照常工作。说实话，我没有去看过父亲挂牌子是个什么样子，也不敢去看。
至此，我懵懂地告别了我的童年时代，开始面对这场大风暴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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