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节的一天。机缘巧合，我接触了杭州的一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
谈话中，董事长提到了他曾经看过我们合唱团的演出，觉得我们唱得好听。我介绍了一下我们单位组建的这支市级业余合唱团，也说到了单位领导还是尽可能的给我们提供了基本费用，但是碍于经费不足，合唱团很难有大发展。
那位董事长沉吟了30秒，问我，一个合唱团一年大约要多少费用？我斗胆报了个伍万的数。“那怎么够啊？”董事长说，“开销了老师费用，你们服装不做了？歌曲不付版税了？车马费不用了？团员一瓶水一盒饭也没有？”我无语。
“合唱团肯定要用钱，尤其是你们挂着市级文化单位的牌子，上级要投入的。那么多专业剧团还不是国家养着？这样，我们企业有点钱，支持一下社会文化事业也是应该的。从今年开始，你们合唱团我们负责每年赞助伍万。”马上，董事长又改口了，“八万。过两天我汇报给董事会，争取这个月把合同签了。签五年。”
好事来的太突然，我都有点晕了，“董事长，有什么附加条件吗？”
“没有。就是在财务转账上要有正规发票和抬头。这事我会让一位同志专门和你接头。与你们领导要说清楚，我们是来锦上添花的，不是雪里送炭。单位以前怎么给费用，现在还是要给。”
为了谨慎起见，我把这事汇报给了单位领导和上级主管。希望他们能接下这个善意，提供正规发票，也代替那家企业对我使用经费实施监管。马上，我的上司和上级都为这件好事大开了绿灯，与企业签的合同也完成了最后手续。第一笔款到账。
不过，单位原来的费用再也不提起了。好在合同明确写着“专款专用”，赞助方、监管方和我彼此信任，所以每年如期到账的八万，在使用上我也基本可以说了算。
事情到了2015年，第四笔款到账，加上我在使用经费上的斤斤计较，账面上我累积了近二十万的费用。我满心希望等第五笔费用到账，让合唱团冲出亚洲去一趟。可是就在此时，单位领导换人了。
单位的新领导是个部队下来的、地方安排略显棘手的困难户。他估计除了回答领导“是”外，对人情世故是棒槌一个，更不用说对文艺工作简直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新领导的无能跟部队无关，我们单位前两任也是部队下来的，一位把我们单位搞得风生水起，可惜后来提拔走了。一位自觉业务上有短板，放手让我们业务干部大胆折腾，也让单位日渐起色。
现在的这一位，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冠冕堂皇的要求我们“拓展思路”，暗示我们要自己养自己。他毫不顾忌的说：让原来的业余艺术团队自生自灭是他任职的重中之重。
我说我有赞助费。他说这不是赞助给你的，是赞助给单位的。
我说要去参加全国培训。他说单位只认国家机关的红头文件，社会团体的文件无用。
我说要支付老师课费了。他说要重新核课费标准。
我说我要带队去比赛。他说这事班子讨论决定不能去。
我说办团总要用钱吧？他说人家老头老太的合唱团没钱也唱得欢。
我恼了，说合同写明“专款专用”的。他说你自己明白怎么在用钱？要好好审计一下。
我说，你觉得合唱团要怎样办下去？他这会爽快了，“不要办了！”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马上，一个成立了快二十年的合唱团就被他一言否决了，停止了活动。所有积存的赞助费也全部上交了。团员们人心大散，有的重新找了“婆家”，有的到其他合唱团去“打零工”，有的苦苦等着云开日出的一天。
为此，我打了申诉报告给领导的领导。回复很明确，合唱团要继续办，要有新思路，要有大发展。唯独没有提到钱。单位的那位领导继续消极，一如既往。在“再讨论讨论，再研究研究”中，我们苦熬到他“光荣”卸任。可是合唱团已千疮百孔了。
现在的领导终于恢复了我们的活动，在经费和场地上继续提供了支持。几乎是全新的合唱团开始“重走长征路”，迎接了新的挑战。我很感慨：有许多的好事，能不能成功，真的还是要看领导。领导不一定要内行但要开放，要懂得信任和支持，像那位企业董事长、两位我单位的前任，我们照样可以做有益的事。但是，我们刚卸任的那位，不内行是其次的。他内行了又怎么样？是那种消极、猜忌之余，还要端着个领导架子的做派，才是办不成好事的症结。
开放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消极的内行“成事不足”；消极的外行“败事有余”。我的感想是这样，不知同行们同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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