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老郑又带人来过一次，也没占到便宜，从此销声匿迹。直到第二年春天，全局每年植树节前要发文动员义务植树。一个局两个林业所，自然不能分而治之，所以我们两家联合发文，平姨让我去办，我想这事简单，那时候火车慢，两天时间也能搞定。
我一到王姐就让我坐在电脑前，说他们已经改了好几遍，不知道为啥通不过，我文字功夫好，让我改。我心想，这发了多少年的文件，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怎么就不行了呢？问王姐哪里不行，她也不知道，也不敢问，还有一个内勤苏姐，白白胖胖，一看就象个任人搓弄的糯米团子，苏姐比王姐还要小几岁，也不晓得她俩过得是多么水深火热的日子，苏姐稀稀拉拉的白发已经掩饰不住她白光光的头顶，倒象有50多岁。她俩一瘦一胖象两个不称职的保镖似的站在我身后，我改完了，王姐让我打出一份，乐颠颠跑去让老郑过目，结果老郑照旧又给打了回来。
她俩本来对我寄予无限希望，如今见我改了也不灵，顿时对我失望起来。一会儿王姐伸出手指让我改这句，一会儿苏姐又伸出指头让我改那句，改来改去，就是做文字游戏，我直觉根本不是文字问题，让王姐去问清楚，她死活不敢，我到人家所里做客，既不好多嘴，也不好越过她直接去问，只好任她硬着头皮一趟一趟跑，一次一次挨呲。
第二天，又这样来来回回复制粘贴删除一整天，我给他们折腾得精疲力竭，烦不胜烦，满腔怒火，还没回酒店，先生电话已打过来催我回家。我没好气地催王姐问好了再改，这不是办法，但她嗫嗫嚅嚅，我说明天我必须回家，直接回了酒店。
我以为她一定会想办法去问，结果第三天早晨一去，又陷入了复制粘贴删除的噩梦。我一想孩子没人管，陪着他们做这种无聊游戏，怒从心头起，抓起文件直冲老郑办公室，啪地拍在他桌上，倒把他吓了一跳，他抬起头审视着我。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郑所长，你什么意思啊？一个文件改了无数遍，到底哪里不对，说句痛快话，我没时间在这儿玩复制粘贴删除的游戏，最晚下午三点的车，我要回去。既然你要一锤定音，那就定啊！干嘛非得让别人在这儿猜心思，谁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说完了这一大串话，我心里的怒气发泄了不少，语气也和缓了不少，转而带着玩笑语气调侃：“哟，郑所长，瞧你挺大一老爷们，怎么跟个小媳妇似的，愣等人揣摩心思啊？”
他脸上阴睛不定半天，黑着脸说：“你看他们谁敢跟我这么说话？你还敢跟我拍桌子？”
显然他对权威被挑战很不适应，我想他总会适应的。但肯定不能硬碰硬，所以我不理会他的表情，笑嘻嘻地摆出一副无辜的神气，拍着桌子上的文件说：“青天大老爷，我冤枉啊——我拍桌子了吗？我拍的是文件呀！”
他虎着一张脸，没想到我说出这一番话来，不由被逗笑了，指着我说：”你个小鬼头，你就逗我吧！“
我看他高兴了，马上见缝插针：”赶紧说吧，到底要改哪里？别让我们盲人骑瞎马，到处乱撞啦！“
他这才气呼呼地说：”你说这些人多小家子气，啊？我让他们把费用加上去，他们给我加了20000块，一百多号人，多20000块能干啥？就不动脑子，也不问，就在那儿瞎改，特么改到明年不是白搭？“
我抢白他：“还不是你虎威太盛，把人家吓的，老跟别人欠你200吊似的，我先声明，我可不欠你的钱！”
他笑得唾沫星子乱溅，自从我认识他，还没见他如此笑过。
果然如我所料，因为我们费用一直比他们高，这次郑所长就想借此机会水涨船高一下，但如果按照我的预算标准，他们数目太大，肯定批不了，所以这个数字他自己也有点拿不准。
于是问他：“那你有多大资金缺口？想多要多少？”
他说：“当然越多越好，不过多要40万，我日子就好过多了。”
我心想废话，谁不知道钱越多越好，但自己着急回家，也顾不得许多，于是给他建议：“咱这种小单位，你一下子狮子大张口，反而容易被驳回，弄不好还得挨顿批。而且，你这个数字是单价算出来的，总要有理有据，不过加个40多万不算过分，财务处总要砍你一刀，做预算的时候多做个10万8万，也做得上去。”
他很高兴，让我按这个放手帮他改去，我记得当时做了53万多，有零有整，他一看喜出望外，马上定了稿，他提出中午请我吃饭，我一看时间赶得上中午12点多的车，拒绝了吃饭，让他派车把我送到车站。
过了不久，我又去办事，路过他门口，还没来得及向他寒喧，他立刻招手叫我进去，眉飞色舞给我讲了他去申请费用的过程，说财务处本来要砍到42万，他哭了半天穷，终于争取到47万，显然他对这个数字非常满意了。
老郑身上流露出的顽童气质，使他变得有点可爱了，我向他伸出大拇指：“高！”他也高兴地向我伸出大拇指：“你高！”
我俩相对哈哈大笑起来。
网友评论